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美学(包括美学原理及中国美学史)研究的每一步进展、每一次突破,都主要以西方美学为参照系或借鉴对象。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21世纪,中国美学建设面临重大的突破发展和历史性机遇,而研究和借鉴西方美学的历史经验与当代新成果,对于中国美学理论的创新(包括中国古代美学研究视野的拓展)仍然是一种重要方式。而且,从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来看,我国的西方美学研究现在还只是起步阶段,研究的空间还很大。 首先,在21世纪,西方美学译介工作还需要大力拓展。20多年来,西方美学的译介在我国虽初具规模,但从整个西方美学研究需要来看还远远不够,不但有些重要时期如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涉及美学内容的译作太少,而且美学史上有些重要学派和代表人物的相关译著也不够完备,如美国经验派、德国理性派和浪漫派,以及除狄德罗、莱辛以外的欧洲启蒙主义美学家等;19世纪欧洲美学史上许多重要美学著作至今未见到完善的译本;20世纪美学译著虽已有一定的规模和数量,但许多重要代表人物的美学论著或相关论著还未曾译介过来,尤其近一二十年里大量新的重要论著(不限于纯美学论著,包括文化研究和文化批评方面的著作)还来不及介绍进来,有的甚至根本未进入我们的视野。而对于已经翻译介绍进来的大批各个时代的美学著作,我们的研究工作也还跟不上,许多重要著作至今没有被认真、系统地研究过,有的甚至从未引起注意。受到普遍关注的不外乎那么一些屈指可数的热门书。所以,这一方面的工作还大有可为。 其次,与译介工作密切相关,西方美学史的研究与写作也远非无事可作。断代史研究更是大有文章可做,上面所提到的缺少译介的时期和学派都值得专门研究并写出断代史或学派史。尤其是,当代特别是近二三十年的西方美学发生了巨大变化,现代的与后现代的美学共生共荣,它们都值得我们予以更多的关注和更及时、深入的研究。 再次,西方美学的范畴与范畴史研究需要大力发展。美学范畴作为各种审美现象的本质、关系的规律性表达和逻辑概括,是美学思想和观念的理论形态。在某种意义上,西方美学范畴史研究是对一般西方美学史研究在理论和逻辑上的提升,又是对西方美学史研究的推进和深化。我国对西方美学范畴的专题研究虽有一些论著,但还不够系统和深入,至于范畴史的研究更显得薄弱,需要我们花大力气加强这方面的研究。 第四,西方美学史的研究可以提升到宙美意识和审美文化史层次来进行,即可以把特定时代以理论形态呈现的美学思想,与那个时代以具体审美意识、观念、趣味、风尚、艺术创作等体现的审美实践活动和原生态的审美文化生活紧密结合起来,使美学理论与审美实践紧密结合,相互阐发而相得益彰。 第五,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美学思想还应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在我国,对马克思《巴黎手稿》的研究固然已取得可喜成果,但是,马克思美学思想在西方美学史上有划时代的贡献,我们现有的研究还仅是初步的。马克思的美学思想不仅属于19世纪,还属于20世纪和21世纪,其中许多重要观点、见解、思想极富现代性和超前性,现代西方不少美学大家的思想都曾从马克思那里受益或得到启示。我们不应拘泥于对《巴黎手稿》进行逐字逐句的诠释或注经式的读解,而应以现代眼光从现代性和马克思的历史性超越入手,从德国古典美学向现代美学转型的历史脉络上,从马克思对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其他美学流派的巨大影响中,进一步系统、深入地研究马克思的美学思想。这不仅对整个西方美学尤其是当代西方美学的研究大有裨益,也有助于当代中国美学的理论创新和建设。 最后,西方美学研究最好能在与中国美学研究相互比较、参照的背景和学术视野中进行,这对中国美学和西方美学的研究都大有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