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04)05-0014-08 毛泽东1966年7月8日在武汉写给江青的信，语言隐晦，内容深奥，内涵丰富，意味深长，历来是史家们研究“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晚年思想活动必不可少的重要文献。自从它公布以来，人们对它的理解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作者就20多年来国内学术界对此信的研究成果，作一简要综述。不当之处，还望学界同仁批评指正。 一 研究概况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前，对毛泽东1966年7月8日致江青的信的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之后，对毛泽东这封信的研究逐渐起步。20世纪90年代，研究开始出现深入的趋势。但总的来看，还是远远不够，突出表现在研究毛泽东致江青信的专题论文太少，只有几篇，主要包括金春明的《一篇奇特的自我解剖》，胡为雄的《自我解剖的奇特还是自我信心的显溢》，许全兴的《毛泽东在接班人问题上的踌躇》，辛鸣的《过分清醒的现实主义》，刘林元的《决战前的忧虑和不安心态的坦露》等。其它的研究成果散见于一些研究论著或者相关论文中，其中，王年一的《大动乱的年代》、李君如的《毛泽东与当代中国》、陈东林的《毛泽东诗史》、陈明显的《晚年毛泽东》、逄先知和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1949-1976)》等论著都对毛泽东的这封信进行了比较具体的分析和研究。对于毛泽东信中的某些论断、提法进行研究的就更多了，在此不一一赘述。 尽管研究成果不是很集中，但学者们对毛泽东这封信的重视却是共同的。王年一在他的大作《大动乱的年代》中，极为看重毛泽东致江青的信。他声称：如果说《五七指示》代表了毛泽东“立”的主张，那么可以说致江青的信代表了毛泽东“破”的意见；如果说《五七指示》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毛泽东致江青的信则回答了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这两个纲领性的文献是姊妹篇，是打开“文化大革命”之锁的两把钥匙[1]。胡哲峰、孙彦编著的《毛泽东谈毛泽东》也认为，毛泽东的这封信，纵论20世纪中国的过去，评述眼下中国左、中、右各派，又预言他去世后中国的未来，是一篇道出了“毛泽东战略”的不同寻常的信。这封信连同《五七指示》和《五一六通知》，是研究毛泽东晚年心境和性格的三个重要材料[2]。许全兴教授认为，毛泽东的这封信，内容丰富，文辞优美，生动幽默，诙谐含蓄，富有哲理，耐人品味，是理解和把握毛泽东最后十年的思想与实践的不可缺 少的重要文件之一[3]。 同时，学者们也都认为：毛泽东的这封信，研究起来有很大的难度。正如金春明教授所说：在毛泽东的全部著作中，内容深奥离奇，表述曲折晦涩，评价众说纷纭的，恐怕没有超过“文化大革命”之初他给江青的那封信的了[4]。尽管如此，学者们还是知难而上，在这一研究领域不断地开拓着，取得了若干重要研究成果。 二 关于信的写作背景和有关情况 关于信的写作背景，学者们的叙述大同小异。学者们一般都认为：此信是毛泽东在湖南韶山滴水洞沉思后的结果。在毛泽东身边长期负责警卫工作的张耀祠在1996年出版的回忆录中记述：“毛主席在滴水洞，任何外人都不见，除了看书、批阅文件外，就是思考问题。他有时拿着书躺在床上看，有时又像烦躁不安。按照主席的习惯，一有重大事情，一般不出来散步，或者散步时间很短。我们一般没有什么事，是不会去打扰主席的。”张耀祠还提到，信中的一些话，如“为了打鬼，借助钟馗”、“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等，毛泽东在滴水洞时都说过。对于林彪吹捧他的一些话，毛泽东看了非常不自在，说：我的话真有那么管用吗？[5]这些材料，都印证了学者们的上述看法。但有学者进一步提出，这封信的基本内容是毛泽东在滴水洞时草拟的，后在武汉稍加修改，加上头尾，重抄一遍，于7月8日发出的[6]。张耀祠的回忆录否定了这一说法。张耀祠说：“在滴水洞里，我没有看见他写下什么东西。其他工作人员也都没有见到。”[5]在这一问题上，绝大多数学者的共识是：毛泽东给江青的信构思于滴水洞，写于武汉。 关于这封信写出以后的一些情况，各方就说法不一了。党史专家谭宗级在《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崛起及其覆灭》中披露：林彪得知毛泽东致江青信的内容后很紧张，叫叶群在各种场合一再表白，说什么林彪是“好心”呀，主席这一批语，别人要“利用”呀，“主席喜欢的人才这样批评”呀，等等。毛泽东为了安定林彪，说只要今后改正这种作法，可以把他的信烧掉，信的内容不再下达。烧信时专门找叶群到场。当时戚本禹认为，毛主席写的东西都是宝贝，烧了真可惜。他向周总理表露了这种心情。总理说，不要紧，我那里有一个抄件，我叫陶铸抄了一份。以后，批林整风中印发出来的信就是照抄件翻印的[7]。《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在写到毛泽东这封信的时候曾在注释中引用了谭宗级的这段记述。 中央党校的张志明博士认为，《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所引的这段描述与史实有些出入。他具体记述了事情的经过：“毛泽东写信后，他的机要秘书徐业夫誊清了一份，毛泽东看后改了几个宇，交徐业夫存档，而把原信寄给了江青。当时，周恩来正好陪外宾来武汉见毛泽东。其间，毛泽东让周恩来和当时的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看了这封信。周恩来看到毛泽东对林彪‘五一八讲话’的不安后，表示自己愿意主动找林彪谈谈这件事。周恩来找林彪谈了这封信及毛泽东的不安后，林彪确实感到焦虑和紧张，并表示以后不再那样讲了。江青后来让林彪看了毛泽东寄给她的那封信，为解除林彪的疑虑，江青当着林彪的面烧毁了该信。原件虽然已不存在，但徐业夫誊清并经毛泽东修改的信还在。因此，林彪摔死以后，在1972年的批林整风汇报会上，中央政治局作为会议的重要文件印发这封信，当然就很方便了。这里不存在文件的历史真实性的问题。”[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