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甲申三百年祭》谈起 甲申之年，我们会很自然的想起郭沫若在60年前所写的《甲申三百年祭》这篇著名的史论，同时也会想起毛泽东如何格外看重这篇史论，把它确定为当时延安整风学习文件——这段不寻常而又意义深远的历史。 1941年皖南事变后，郭沫若写了《甲申三百年祭》一文。本文以丰富的史料揭露了明末尖锐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朝廷腐败，天灾人祸，民不聊生，官逼民反，隶属于延安府辖区的李自成、张献忠发动和领导农民起义，并在李岩的帮助下，使“农民起义走上了正规”，节节胜利，势如破竹，直打到北京城，推翻了明朝最专制的王权统治。 进了北京以后，自成便进了宫。丞相牛金星所忙的是筹备登基大典，招揽门生，开释选举。将军刘宗敏所忙的是“拶挟降官，搜刮赃款，严刑杀人。纷纷然，昏昏然，大家都像以为天下就已经太平无事了的一样”。近在肘腋的关外大敌，他们似乎全不在意。山海关只派了几千士兵镇守，而几十万的士兵都屯积在京城里享乐。进京不久，李岩便被陷害。乃至清军入关，“自成亲自出征，仓惶而去，仓惶而败，仓惶而返”。不得不离开北京，一败再败，终于在湖北通山九宫山战死，时年39岁。“这无论怎样说都是一场大悲剧。李自成自然是悲剧的主人”。 此文于1944年3月在《新华日报》全文连载。此时正值伟大解放战争胜利的前夕，历史转折的重要关头，毛泽东自然洞悉它的重大政治意义，立即批示在《解放日报》全文转载，并加发了《编者按语》，同时把它作为整风文件，印发全党学习。4月12日，毛泽东在作《学习与时局》报告时，详细阐述了印发《甲申三百年祭》的意义：“我党在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第一次是在1927年上半年。那时北伐军占领了武汉，一些同志骄傲起来，自以为了不得，忘记了国民党将要袭击我们，结果犯了陈独秀路线的错误，使这次革命归于失败；第二次是在1930年，红军利用冯阎大战的条件打了一些胜仗，又有一些同志骄傲起来，自以为了不得，结果犯了李立三路线的错误，也使革命力量遭到一些损失。第三次是1931年，红军打破了第三次围剿，接着全国人民在日本进攻前发动了轰轰烈烈的抗日运动，又有一些同志骄傲起来，自以为了不得。结果犯了更严重的路线错误，使辛苦地聚集起来的革命力量损失了百分之九十左右。第四次是1938年，抗日战争打响了，统一战线建立了，又有一些同志骄傲起来，自以为了不得，结果犯了和陈独秀有某些相似的错误。这一次，又使得受这些同志错误思想影响最大的那些地方的革命工作，遭到了很大的损失”。然后，毛泽东语重心长地告诫大家：“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以为戒。近日我们印发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以为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1944年11月21日，毛泽东在给郭沫若的复信中说：“……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倘若经过大手笔写一篇太平军的经验，会是很有益的；但不敢作为正式提议，恐怕太累你。最近看了《反正前后》，和我那时在湖南经历的，几乎一模一样。不成熟的资产阶级革命，那样的结局是不可避免的。此次抗日战争，国际条件是很好的，国内靠我们努力。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出来；你看到了什么错误，希望随时示知。你的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决不会白费的，希望继续努力……”。（见《毛泽东书信集》） “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出来。”这段话充分说明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那种心境。就像“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呕心沥血，时刻防止出现失误，酿成悲剧。他一生自信无比，胆略过人。但他的自信和胆略是建立在对必然的认识上的，同时防止各种偶然性。他研究悲剧，正是为了吸取造成悲剧的教训，防止悲剧。为此，他不但研究李自成，而且研究《水浒传》、《红楼梦》、《三国演义》、《朱元章传》、《东周列国志》、《战国策》、《六国论》、《过秦论》、《史记》、《汉书》、《后汉书》、《晋书》、《隋书》、《南史》、《北史》、新旧《唐书》、新旧《五代史》、《宋史》、《明史》、《左传》、《元史纪事本末》、《论语》、《资治通鉴》、《楚辞》、《离骚》、《红与黑》、商纣王、屈原、曹操、秦始皇、朱元璋、李秀成、司马迁、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以及苏联、东欧、斯大林、赫鲁晓夫、哥穆尔卡……中外古今，几乎无不涉猎。就连吴承恩的《西游记》及其主人翁孙悟空也不放过。其数量是惊人的。 人们知道毛泽东读书的兴趣很浓，对许多书作过评点，对一些书如《水浒传》、《红楼梦》、《永昌演义》、《李自成》、以及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一文，特别钟情，有一种永远断不了的情结。但很少有人认识到毛泽东他是在从事研究一个大课题——悲剧。对于一切与革命直接或间接有关的各类大大小小的悲剧，都逃不出他的视野。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称毛泽东是悲剧大师，悲剧理论家。 从幼年研究到终生 毛泽东从幼年开始一直到他事业的极盛时期以至晚年，对悲剧的研究，从未间断。 在毛泽东的少年时期，李自成就是他崇拜的英雄人物之一。他在东山学校读书时，有一次在假期去外婆家，买了一些“笔杆糖”，平分给了表兄弟们。分完后，最小的表弟吵着还要，毛泽东便对大家说：“农民领袖李自成起义，与昏庸官府作斗争，为的是使天下人均田均富。所以，我们兄弟之间也要按均田均富的原则来分糖，谁也不能多分”。1921年，毛泽东在衡阳省立第三师范，向同学们作《中国历史上农民战争问题》的演讲时，向同学们介绍了陈胜、吴广、黄巢、李自成等农民起义领袖的事迹，总结了农民起义的经验教训，指出他们的失败，是由于没有先进阶级和政党的领导。1926年，他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讲“中国农民问题”时，介绍了李自成成功和失败的历程，肯定李自成是真正代表农民利益的，但其所以失败，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他们的举动，多为暴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一方面拒绝去上海党中央工作，一方面指出：“李自成为什么失败？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没有巩固的根据地”。（据谭震林回忆）同年，他在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特别强调了要同流寇主义作斗争。他说：“应当认识历史上黄巢、李闯式的流冠主义，已为今日的环境所不许了”。（《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又指出：“历史上存在过许多流寇主义的农民战争，都没有成功”。“只有彻底地克服了流寇主义，提出并实行建立根据地的方针，才能有利于长期支持的游击战争”。（《抗日游击战的战略问题》）在1938年关于保卫工作的一次谈话中又说：“我们历来的造反领袖，后来都腐化了，做了皇帝的都不好了，但李自成始终是好的，老百姓都称赞他，因为他代表农民利益向地主阶级造反”。正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历史上农民起义经验特别是悲剧的总结，使毛泽东创立了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