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H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448(2004)03-0121-13 中国典故，是中国人民智慧的结晶；中国典故，它根植于中华民族的经验世界之中，它经历了漫长的风云岁月风沙暴雨的冲刷，它凝定着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历程，它不断地成为升华着中华民族经验和文化发展中的有价值部分的载体，并伴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展示其新容。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典故，荟萃了中国文化的精华，是中华文化中鲜艳瑰丽的花朵。范宁称：“一个国家的语言文学中成语典故多，往往可以作为测量该国精神文明的标尺，并标志着这个国家的文化历史宝藏的丰富[1]（第5页）。在我国的古典文学作品中，典故处处可见，可以说是一个运用典故的世界。正是在这样一个世界中，我国不少的语言、诗词、小说大师之所以能留下那名垂千古的不朽之作，不能不说与他们擅长活用典故大有关系。如唐之诗仙李白、诗圣杜甫、诗豪刘禹锡、诗鬼李贺、诗魔白居易等等，他们在运用典故上都达到了炉火纯育的地步。笔者仅从韩成武、贺严研究杜诗的一篇论文中统计得知，杜诗中用典竟达849处之多[2]。 而毛泽东的用典，则有雄视万代驾御古今之妙，既继承前人爱用典、擅长用典的传统，又在前人用典的基础上有所发展、有所创新。毛泽东的用典，使古典文学在其著作中获得了崭新的活力与新的生命，引领人们走入一座中华文化艺术瑰宝的殿堂，激活了典故中沉积着一个伟大民族永远不灭、自强不息的精魂，这是前无古人而又能后启来者的。基于此，笔者以为，毛泽东的运用典故，应当成为一门学问——姑且称之为“毛泽东典故学”，并为建立中国典故学试步予以专门的研究。笔者拟从下列一些方面，提出自己的思考。 思考之一：使事用典动情思，数量质量冠古今 用典妙来无过熟。这就是说，典故要用得好、用得活，首先必须十分精熟于典故。毛泽东以其“殖学深厚”的功底，以其丰富的经历和敏锐的思维，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中国典故烂记于胸。诗文讲话形象生动，使事用典博采众长，纵横捭阖情思动，多彩多姿耀辉光。古今卓然识见的一位伟大的政治家的风度和文化性格，其纵横古今的用典妙笔亦在引经据典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示。 （一）从对毛泽东诗文讲话中所用典故之粗略估计与总体分析，看建立毛泽东典故学之必要 要专门就一个人的用典情况当作一门学问来进行研究，仅有笔者在上面的一系列的论述还是不够的。首先必须要对毛泽东一生到底运用了多少典故有一个大概的了解。那么，毛泽东一生到底用了多少典故呢？ 这个问题，当然对于任何一位才华横溢的人来说，都是不可能有一个精确的答案的。因为我们不可能将毛泽东一生的所有文章、诗词、楹联、演说、谈话等全部地收集后进行分析。但是，我们还是能够知其大概的。毛泽东自1912年写《商鞅徙木立信论》开始，有70余年的写作生涯，据有关研究者统计，“毛泽东一生写了5000多篇大大小小的文章，其中公开发表的就达2088篇之多，采用过60多种文章体式。”[3]近据2004年1月13日《光明日报》载张静如《评价〈毛泽东著作版本编年纪事〉》一文中统计，毛泽东自1912年到1976年间撰写和发表9000余篇文章。笔者以1991年7月版的《毛泽东选集》第1卷的统计为例：全卷共15篇文章，306处用了典故，每篇文章平均有20.4处用了典故。如果我们仅以此为据，毛泽东在这5000余篇的文章里就有183600处用了典故。朱祖延先生一部洋洋200万字的《引用语大辞典》，算来也不过是6000条引用语[4]。仅就毛泽东这183600处典故，予以品评、分析、探源、寻流，恐怕没有800万字也是无法完成的。 对于中国历史中的不少人物的用典情况的讨论是不少的，除了对唐时诸如李白、杜甫、李贺、李商隐等用典大家的用典情况以探讨之外，最为显著之例当是对宋人黄庭坚的用典品评与分析，古今之人对其用典就褒贬不一或褒贬同具，如王河鲁先生云：“黄诗选材，用典赅博，其诗呈现与杜诗一样的‘浑涵汪茫，千汇万状’的状态。仅就任渊在《山谷内集》（715首）注中所指出的典籍统计，就有400多种，可见他的诗用典范围之广及典故符号出处之僻。难怪清人赵翼说‘山谷则书卷比坡更多数倍，几乎无一字无来历。’（《瓯北诗话》卷11）山谷用典踵事增华，比苏诗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方面山谷可称得上宋诗甚至中国古诗人之珠穆朗玛峰。”[5]尽管如此，山谷诗文中的典故运用虽妙，但黄山谷的诗文毕竟距离我们的时代大远，以其所用之典要成其为一学，这就无论从思想性与实用性的价值都会显得非常之有限，这是无法与毛泽东所用之典相比拟的。仅就此而言，以毛泽东诗文中这183600处典故为基础，将毛泽东运用典故专设为一门学问予以研究就是很有必要的了。 （二）从对毛泽东诗文讲话中所用典故古今对比之具体分析，看建立毛泽东典故学之必要 如果说，上面是从总体的情况来分析的话，那么，从具体的用典情况来看又如何呢？对此，笔者在诸多论文中已有论述，但没有将毛泽东用典与前贤用典作过具体细致的比较。现还是以用典“可称得上中国古诗人之珠穆朗玛峰”的山谷为例作一对比吧！山谷那一首《和答钱穆父咏猩猩毛笔》云：“爱酒醉魂在，能言机事疏。平生几两屐？身后五车书。物色看《王会》，勋劳在石渠。拔毛能济世，端为谢杨朱。”此诗用典历来为评论家所推许。8句用了8个典，真是无一字无来历。第1句中的“爱酒”，典出东晋常璩《华阳国志》，言猩猩爱喝酒、爱穿屐。猎人知其性，投其所好，将酒与屐放在路上诱而捕之；第2句中的“能言”，典出《礼记·典礼上》，言猩猩能言，不离禽兽；第3句中的“两屐”，典出《晋书·阮孚传》，传中有阮孚之言“未知一生能著几两屐？”；第4句中的“五车书”，典出《庄子·天下》，中有“惠施多方，其书五车”；第5句中的“王会”，典出《逸周书·王会篇》，中有“王城既成，大会诸侯及四夷也”；第6句中的“石渠”，典出班固《西都赋》，中有云：“天禄、石渫，典籍之府”；第7句中的“拔毛”，典出《孟子·尽心上》，中有“杨氏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第8句中的“杨朱”，典出《列子·杨朱》，中有“今禽子问杨朱曰：‘去子体之一毛以济世，妆为之乎’？杨子曰：‘世固非一毛之所济’”。王河鲁先生称之为“当选典归一，众美辐辏”[5]。由此可见，黄庭坚之用典，的确非同寻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