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45[2004]07-0092-05 毛泽东同志作为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革命家和思想家，之所以特别重视和倡导调查研究，就在于调查研究活动是沟通理论和实践之间关系的最佳桥梁，也在于只有通过这些调查研究活动，才能更好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理论，也才能更好地开创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的新局面。 一、把调查研究与中国共产党人的主体意识结合起来 在领导中国革命问题上，毛泽东同志有一种非常明确和强烈的主体意识，就是由谁来领导中国革命和如何领导中国革命的问题。毛泽东认为，中国革命只能由熟悉中国情况的中国同志来领导才能取得胜利，领导中国革命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情况相结合，走自己的路。就因为这种强烈的主体意识和领导意识，使得毛泽东的调查研究和他本人的伟大理论创造紧密联系在了一起，和他领导的伟大中国革命实践紧密联系在了一起。毛泽东同志从很早时起就十分重视了解和熟悉中国国情，重视对社会进行调查和研究，把调查研究的地位和作用提得很高很重要。1920年12月1日，他在给蔡和森等人的信中说，我们生在中国地方的人，“当然应在中国这一地方做事”，又说，“应该有人在中国做事”[1](P3)。1920年3月14日，他在给友人周世钊的信中谈到他为什么不出国勤工俭学的原因时说：“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个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2](P44)显然，毛泽东多年来一直热衷于对中国社会进行调查研究，关键在于毛泽东本人对改造中国和改造世界抱有极大的热心和极大的历史责任感，具有非常务实的科学态度，一直落脚和沉浸在“中国”这个地盘上。 具体地说，毛泽东重视和提倡调查研究，主因有三：第一，领导中国革命，就必须首先把中国国情搞清楚，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他说：“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依据。”[3](P633)中国资产阶级没有对中国国情准备下可用的资料，共产党人必须从头做起，先做搜集材料的工作。做好这项工作的唯一方法是向社会作调查。我们只有通过调查研究，掌握了关于中国社会问题的基本知识，才能使我们的革命工作找到从实际出发的支点。正是这些具体又细致的调查研究，为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中国革命论奠定了国情论基础。建国以后，为了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毛泽东同志又号召全党开展了新的调查研究，提出了新的国情论，即一穷二白，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这一调查研究结论为邓小平同志日后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和改革开放论奠定了国情基础。第二，为了克服党内在指导思想方面严重存在的教条主义。教条主义是中国革命的头号敌人，曾经使中国革命事业多次遭受重大挫折。教条主义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不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只会从马列主义书本上的字句出发，把马列主义理论教条化和公式化。毛泽东由于在领导中国革命过程中的特殊的领导地位和特殊的经历和遭遇，他对教条主义最是深恶痛绝，有切肤之痛。他说教条主义是狗屎不如，讲狗屎还能用来肥田，而教条主义则什么也不是。针对党内的教条主义，1930年5月，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严肃地指出，我们讲马克思主义是真理，是因为它被实践检验和确认为是真理。他说：“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我们欢迎这个理论，丝毫不存在什么‘先哲’一类的形式的甚至神秘的念头在里面。”[4](P111)他强调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4](P111-112)在谈到怎样纠正这种本本主义即教条主义的错误时，毛泽东回答的非常直接、明了和干脆：“只有向实际情况作调查。”[4](1112)因为，在毛泽东看来，只有通过向实际作调查，才能对形势形成正确的政治估量，才能对工作形成正确的指导思想和指导方针，才能不犯唯心主义的错误，也才能有效地克服教条主义。可以这样讲，调查研究是克服教条主义最有效的手段，也只有克服了教条主义，才能更有效地开展调查研究。只有把调查研究深入、扎实、持久地开展起来了，把教条主义思想方法从根本上克服了，中国的革命事业才有可能得到顺利的发展。建国后，毛泽东进一步提出了不要把苏联经验教条主义化，希望通过调查研究而摸索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由毛泽东在50年代倡导的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对我们党克服把苏联经验教条主义化的倾向起了重大作用。可以说，建国前后的两次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对我们党的事业和新的作风的形成都产生了巨大的至今难以估量的历史性作用。第三个原因是，毛泽东认为，在中国，只有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才能赢得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在毛泽东看来，对于中国革命来说，共产国际的指导是必要的和重要的，俄国的经验是必要的和重要的。但是，如果仅仅依靠共产国际来直接领导中国革命，仅仅依靠照抄照搬俄国革命的经验来处理中国革命的问题，也都是万万不行的，是肯定要失败的。陈独秀的以“二次革命论”为主要内容的投降主义思想和王明的“左”倾错误领导，都是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重要表现，都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因为，我国革命的“斗争目的是要从民权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4](P115)实现这个革命的任务要分两步走：第一步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动员一切革命力量，推翻三座大山，完成民权主义革命；第二步是执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我国的革命是一场异常艰苦卓绝、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当时的情况是，敌我双方尖锐对立、短兵相接，各种情况千变万化。面对这样的艰苦环境，而又要完成这样伟大的革命任务，必须依靠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也必须“全靠无产阶级政党的斗争策略的正确和坚决”[4](P115)。如果不是由中国共产党来领导中国革命，如果无产阶级政党的斗争策略是错误的，或者是动摇犹豫的，那么，中国革命就一定会遭受挫折和失败。而关键的问题还在于，反动势力也没有闲着，而是天天在那里讨论与我们党进行斗争的策略，甚至是不择手段。因此，毛泽东反复强调，在这样日益走向尖锐的短兵相接的阶级斗争的形势下，共产党的斗争策略一定要“正确和坚决”[4](P115)。而共产党的这种正确而坚定不移的斗争策略，是从群众的斗争过程中和实际经验中产生的。为此，“我们需要时时了解社会情况，时时进行实际调查”，克服那种“一成不变的保守的形式的空洞乐观的头脑”，确立起“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14](P115-116)。而要做到这些，仅仅依靠共产国际的直接领导和指示不行，就是说，仅仅靠外国人领导中国革命是靠不住的；仅仅依靠从苏联回来的中国同志领导中国革命也是靠不住的。因为，他们了解中国情况也不多，只会教条主义地照抄照搬苏联经验，而不能适合中国情况，因而也不能领导中国革命，也是靠不住的。领导中国革命应该依靠谁呢？毛泽东说“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4](P11)。这句话有两个要点，一是说领导中国革命要靠中国同志，不能靠外国同志；二是说领导中国革命的中国同志还必须努力地去了解中国情况，否则，就不可能领导好中国革命。正因为如此，毛泽东才大声疾呼：“到斗争中去／到群众中作实际调查去／”；只有对中国社会进行实际的和认真、深入的调查研究，才能纠正教条主义错误，“洗刷唯心精神”[4](P112)；只有向实际情况作调查，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4](P111-112)；中国共产党人首先是为了解决中国革命问题而工作的，而对中国情况作出实际调查，则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先导。因为，“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4](P110)。因此，必须首先把调查研究放在突出的和关键的地位上，因为，“调查就象‘十月怀胎’，解决问题是就象‘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14](P110-111)。总之，只有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情况结合起来，既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论，又对中国实际情况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掌握中国国情，我们党才能够掌握“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4](P1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