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凡中年以上的人，对《为人民服务》可以说是耳熟能详。其中最为精彩的一段话是“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这是革命者的生死观。 “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这是司马迁对人生意义问题作出的一个富有哲理性的总结，也是他的生死观的精华所在。这句名言至今被亿万人们所传颂。司马迁为什么能说出如此震撼千古的名言呢？ 这句名言出自于《报任安书》（《汉书·司马迁传》），是司马迁对三千年来各种人物命运考察的总结，也是他人生体验的结果。公元前108年，司马迁做了太史令，开始了史官的生活。为了继承父亲的遗愿，他努力写作《史记》。然而，李陵之祸却降临到他的头上。公元前98年，汉代名将李广的孙子李陵战败投降了匈奴。司马迁在汉武帝面前直率地说出了自己的看法。汉武帝认为他替李陵辩护，诋毁自己的宠妃李夫人之兄李广利，以诬罔主上的罪名，处以死刑。根据汉代法律规定，犯死罪的人可以交五十万钱赎死，或以腐刑免死。司马迁无钱赎罪，为了完成《史记》只好下“蚕室”，忍受奇耻大辱。出狱后，汉武帝命他为中书令。这是宦官担任的职务，负责将官员的报告转达给皇帝，是皇帝身边的近臣，名义比太史令高。当时，很多人认为他是“尊宠任职”。好友任安（字少卿）也有这种看法，并在信中希望他能尽“推贤进士”的责任。其实，在司马迁看来，中书令不过是个“扫除之吏”、“闺阁之臣”。然而，他的悲剧人生，就连多年的朋友任安也不理解。他的内心十分痛苦。经过了反复、激烈的思想斗争，他把自己的耻辱、悲愤的心境以及活下去的决心、勇气和盘托出，跃然纸上——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荡气回肠的《报任安书》。 这封信的内容有三，一是他对李陵的看法以及他与汉武帝之间对李陵看法上的矛盾冲突，二是司马迁撰史的决心，三是表述了编写《史记》的原则与宗旨。第二部分的内容最为精彩。无论是感情的悲愤还是义理的深邃，无论是言辞的委婉还是文势的跌宕，都深深地打动着读者的心。他在信中罗列了人的九种受辱内容之后写道：“最下腐刑，极矣。”腐刑是受辱之最。因此，每天他都生活在痛苦的煎熬中：“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如此残酷的精神折磨下，司马迁为什么还要活下去呢？他说：“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文采而不表于后世也。”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完成“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记》这一伟大的事业，他不能像蝼蚁那样轻生，要死得重于泰山。每当他想到那些成就大事业的“立言”者所经历的各种磨难，更加坚定了他活下去的勇气。他在信中说：“古者富贵而名磨灭，不可胜记，俶傥非常人之称焉，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氐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在司马迁看来，轻生并不是贤者，而那些为了完成功业而能忍辱负重的人才是贤者，是“烈丈夫”，懂得生命的价值。《史记》中也多有这方面的论述。伍子胥“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的行为，司马迁的评价是：“故隐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至于勾践的卧薪尝胆、韩信的胯下之辱都受到司马迁的赞赏。正因为司马迁勇敢地活下去，他不仅为我们留下了《史记》这一宝贵的文化遗产，而且也为后人树立了一个不畏生死，忠于理想、忠于事业的楷模。 毛泽东同志一生酷爱历史，熟读《二十四史》，对《史记》更是情有独钟。从《毛泽东批读〈史记〉》一书得知，毛泽东多次读《史记》，并做了很多批语札记。他读史书，不是为了掉书袋，而是立足于古为今用，把历史读活，用于实践，阐发出新的意境。 中国自古以来对人的生死观、价值观的判断，基本上是以“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为标准的，且又是从一己的利益出发的，宣扬的自然是英雄史观。司马迁也不例外。他之所以“隐忍苟活”，是因为要继承父亲的遗愿，“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也是为了个人的“名山”之业，不可能跳出“小我”的牢笼。这是他无法克服的历史局限。而毛泽东一向反对英雄史观，高扬人民创造历史。因而他不仅参加普通战士张思德的追悼会，还讴歌了张思德同志为革命事业不怕牺牲的精神，在引述司马迁的“泰山”“鸿毛”后，却为之赋予了新的内容，阐述了革命者的生死观：“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毛泽东论述的生死观，是把个人和革命事业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从而把司马迁的生死观升华到一个新的高度。这是毛泽东同志批判地继承我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成功的典范。正因为毛泽东的引述，才使我国古代这一宝贵的精神遗产流布于千家万户。 《为人民服务》影响了我国几代人。时至今日，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除了在军营里还能听到那铿锵有力的“为人民服务”的声音外，其他地方很难再听到了；至于“为人民利益而死”的精神，有些人早已淡忘了，甚至走向了反面。这让我想起了“文革”时期的周总理，他的上衣总是戴着一枚“为人民服务”的纪念章。他言行一致，真正做到了为人民的利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为人民服务》发表60周年即将来到，好在这篇文章不长，不妨再读一遍，以点燃我们心中的火炬，发扬“为人民的利益而死”的精神，一辈子为人民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