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A841 ［文献标识码］D ［文章编号］0257-2826(2004)03-0088-05 为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并表彰斯图尔特·施拉姆(Stuart R.Schram)教授在毛泽东研究中的杰出贡献，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于当地时间2003年12月5-7日，召开了题为“毛泽东再认识”(Mao:Re-evaluated)的国际学术研讨会。 12月5日下午，大会开幕式在哈佛大学校园中心区内的博雅思通厅(Boylston Hall)举行。来自美国、英国、法国、中国、加拿大、瑞典、澳大利亚的毛泽东及中国问题研究资深专家、哈佛大学师生、国内部分访问学者约300余人，出席了会议。会议由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著名中国“文化大革命”史研究专家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Roderick Macfarquhar)主持。大会主席台的中央，摆放着1992年以来已陆续出版的毛泽东文集《通向权力之路》1-5卷和即将出版的6、7两卷的样稿。这是施拉姆教授花费了多年心血主持的、由许多西方学者精心编辑和翻译的杰作。它尽可能地收集到了目前所能收到的毛泽东手迹，以及其他重要手稿等。全书一共10卷，最后的3卷现在也已翻译完毕、等待出版。其编译和出版的全部工作，得到了美国国防部和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的资助。这套装帧精美的巨译，使人们不由得对施拉姆这位将毕生的美好年华都献给了毛泽东生平及其思想研究且贡献卓著的西方学者肃然起敬，并由此引发对于毛泽东这位中国人也许永远无法忘怀的伟人认知与评价的无尽联想。 施拉姆教授1924年出生于美国，1944年毕业于明尼苏达大学，1954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曾长期执教于英国伦敦大学并兼任其东方与非洲学院现代中国研究所所长，1989年后任职于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他是西方世界研究毛泽东生平与思想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曾出版过《毛泽东的政治思想》(1963)、《毛泽东》(1966)和《未经修饰的毛泽东：谈话与书信(1956-1971)》(1974)、《毛泽东的思想》(1989)等许多有影响的论著。这次会议以纪念毛泽东诞辰和表彰施拉姆教授学术贡献为名再认识毛泽东，也可见西方学术界对其研究成就和学术地位的高度认可。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施拉姆的有关著作就曾被译成中文大量出版，他的名字在中国不仅为一般学者所熟知，许多关心政治和现代历史的中国人也并不陌生。然而在中国却很少有人知道，施拉姆在转向毛泽东研究之前，曾经是一个核物理学家，曾参加过著名的“曼哈顿计划”的工作，还是一个有出色语言天分的法国和俄国政治研究者。 在12月5日下午的会议上，著名的毛泽东传记作者、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教授罗斯·特里尔(Ross Terrill)，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安瑟利·塞奇(Anthony Saich)，耶鲁大学的乔纳森·史本思(Jonathan Spence)和戴维·阿帕特(David Apter)，英国利兹大学的德里尔·戴韦因(Delia Davin)等人在发言中，都高度赞扬了施拉姆教授的功绩。来自中国中央文献研究室的逄先知研究员，对于施拉姆在研究、翻译毛泽东著作中所花费的巨大心血和所做的艰辛开拓工作，更是给以高度的评价，他认为施氏对于西方学者了解、研究中国革命及其毛泽东思想做出了巨大贡献。他还提到，施拉姆在其研究工作中，一直与中央文献研究室保持着很好的合作关系，并曾多次就毛泽东著作中有关版本的选择、时间的考证等问题求证于中央文献研究室，表现出了一个学者令人尊敬的严谨治学态度。在回答现场听众关于是否这套译著已经囊括了毛泽东的全部文稿时，逄先知说，尽管十卷本的译著出齐后，英文的毛泽东文稿将比中文已出版的还要多，但由于各种原因，它仍然无法彻底收全毛泽东的所有文稿。 在提交给会议的论文中，学者们也多从各自的角度称赞了施拉姆教授的贡献，尤其是他翻译毛泽东著作的成就。如弗吉尼亚大学教授布兰克利·沃马克(Brantley Womack)在论文中就强调指出：“关于毛早期政治思想的记录，由于施拉姆及其同事所编的《通往权力之路》的努力，而大大地增加了。我们可以循此记录，追踪其思想、活动之互动及其成功和失败的经历”。作为《通往权力之路》一书翻译的参加者，加拿大的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提墨思·奇克(Timothy Cheek)更是充满感情地写道：“与施拉姆一起翻译毛的文本是一种荣誉，也是一种训练。我感觉翻译其中一卷已经是筋疲力尽，真无法想像施拉姆怎么能把整个十卷进行到底。然尽管如此，与施拉姆一道工作的过程中，当我们检查每一个文本、每一页、每一段、每个句子或用词之时，他那全神贯注的凝视，仍然长久地保持在我的记忆里”。他非常感谢施拉姆给予了他必要而珍贵的训练机会（参见其论文《整改延安道路》）。斯坦福大学现代中国研究权威范斯莱克教授(Lymanp Van Slyke)甚至认为：“正如人们无法想像中国革命离开了毛泽东一样，离开了施拉姆的工作，也将无法想像在研究中国革命的过程中，西方学者将如何理解毛泽东”。（参见其论文《反思毛泽东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