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A8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8520(2004)03-0051-05 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告诉我们：“一切政治权力总是以某种经济的、社会的职能为基础的。”而且“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经济社会职能时才能持续下去。”任何政治权威执政都必须具备有效性和合法性两大基础。 执政的合法性是政治学概念，马克思·韦伯被公认是这一领域的权威。韦伯认为，判定某一政权是否具有合法性，并不需要从哲学和伦理学的角度做出过程判断，只要人们相信这个政权是合法的，那么它就具有合法性，合法性来自于，甚至等同于人们对合法性的信念。执政的合法性，是指民众对现存政治秩序和政权的信任、支持和认同。正如《论语·颜渊》中所记载：子贡问政。子曰：“足兵，足食，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之，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之，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用邓小平的话说就是“人民支持不支持”、“答应不答应”、“拥护不拥护”。社会普遍接受的意识形态是合法性的基础。 执政的有效性是指“在大多数居民和大企业或武装力量这类有力量的团体看政府的基本功能时，政治系统满足这种功能的程度。”关于执政的有效性可以从四个方面加以考察：经济持续增长；政治体制运行状况（主要指政府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维护社会公正（主要是指收入、财产、教育经费以及其他社会福利费等分配方面的平等）。执政的有效性实质上就是指国家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执政的合法性与有效性问题密切相关，二者相辅相成。合法性是前提和基础，有效性是其体现和诉求。一方面，没有合法性的有效性是依赖于暴力的，另一方面，缺乏有效性会导致合法性基础的丧失。对合法性和有效性二者之间关系的处理和侧重，反映了执政者的执政理念。我国三代领导者囿于其所处的客观历史环境和对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认识水平，形成了各自的执政理念，对我国现代化历史进程产生了不同的影响。 一、毛泽东时代：用政治手段解决经济问题，合法性生成有效性 中国共产党执政有其独特之处。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在经济文化落后的旧中国建立起来的。它试图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而直接达至社会主义。这种超常规的社会制度的演进，是共产党从体制外通过暴力夺取政权而实现的。因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就是政党政府的胜利，革命的合法性即是执政党执政的合法性。 领导中国革命取得伟大成功的毛泽东及思想无疑享有崇高的威望，而当时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在工业化方面表现的成就和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也成为中国人民敬仰的榜样，向人们展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能给落后国家带来现代化的前景，这也使中国人民相信以苏联模式所诠释的“社会主义”不仅能实现民族的独立和人民解放，而且也能实现中国人民的强国之梦。因此，以苏联模式所诠释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既通过在实践中获得的成功，也由于广泛的意识形态宣传日益深入人心，巩固了党通过革命所获得的执政合法性。 就有效性而言，党在建国初期的各项政策、主张满足了当时社会各阶层的利益要求，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执政绩效。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带领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了三座大山，把被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压迫下的生产力解放出来，而且卓有成效地运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国有产权制度，在一个很短的时期里，把落后中国非常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等经济资源集中起来，建立了完整独立的工业和国民经济体系，实现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奠定了中国经济第一次转型——从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的基础。 从1957年开始，毛泽东的执政理念发生转变，着重于用政治手段解决经济问题，用合法性生成有效性。发生这种转变的根本原因在于毛泽东对生产力、生产关系这对矛盾的辩证关系的认识发生偏差。如何认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辩证关系，毛泽东最初还是接受只有先发展生产力，然后才能改变旧的生产关系和确立新的生产关系的观点。因而，毛泽东在建国初期提出“由新民主主义国家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必须伴有一个“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的过渡时期。正如刘少奇所说，只有在这个过渡时期之后，“工业大大发展了，农业也有了大发展。国家经济的领导更加强了……经济管理工作的干部成熟了，数量也多了，党的技术干部也有了，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联盟在政治上经济上都巩固了，那时，就会要采取进入社会主义的步骤[l]。”然而这一社会发展战略仅过了三年便发生了重大变化：首先，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合而为一，齐头并进，过渡时期被注入了新含义，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工业化时期，而是“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时期。其次，这个过渡时期被高度压缩，仅用了三年（1953-1956年）便宣告完成。毛泽东过高地估计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作用，用拔高生产关系的办法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实质上是在用政治手段解决经济问题，执政的合法性越来越依赖于极左的意识形态，执政的有效性趋于弱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