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F1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4479(2004)02-0045-07 毛泽东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他对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有着不可低估的巨大作用和影响。对这些影响作全面地分析和估价，离不开当时的时代主题和时代需要，离不开近现代中国的历史背景，离不开毛泽东的共产主义理想。 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要开创者，毛泽东在经济建设方面的耕耘，集中体现为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初步探索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道路。其中的成功和失误均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中国风格，又充满着矛盾，留给后人大量思索空间与研究课题。 一、废除封建土地制度，为中国工业化开拓通途 毛泽东创造性地将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作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内容。在他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近30年的农民土地革命，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将地主阶级清除出历史舞台，废除了封建土地制度，为中国的生产力发展扫清最大障碍。这场斗争深入到每一个农村，达到了穷乡僻壤。它在占中国总人口90%的农民中重新分配土地，重建乡村基层政权，从而改写了中国整个社会经济历史。可以说，在中国社会变革史中，它的彻底性达到了巅峰。在土地改革的基础上，经过数届中共中央和国家政府的领导和实施，中国农业用地历经土改、合作化、人民公社、联产承包，至今形成了所有权属于国家、集体公有，使用权实质上属于农户或民营公司的土地制度，实现了耕者有其田。这样既满足了农民对土地的需求，避免了土地被少数人重新兼并：又降低了工业建设的成本。有了土地，农民在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的转化过程中有了凭籍和保障，大部分民工无论成败，其最终都可以回到土地上。从而不会出现印度、南非那样数百万失去土地的农民滞留于孟买、新德里、约翰内斯堡等大城市的严重社会问题，又有利于资金、信息、技术向农村转移，使中国工业化、现代化，特别是制造业的发展呈现出光辉的前景。尽管我国的土地制度正在随着社会变革与经济发展与时俱进，但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土地改革的深远影响将是长期存在的。 二、创立与终止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 新中国诞生以后，作为一个落后的农业国，是否需要调动包括资本主义经济在内的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准备物资条件，毛泽东在建国前回答这个问题时并没有照搬苏联经验。他在民主革命时期，创建并在革命根据地实施了适合中国国情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新中国成立初期，他领导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使经济恢复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本质上是从中国国情出发，在新民主主义国家管理下的市场经济体制，它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国家建立的混合经济体制既有多种成分并存的共同点，又有很大区别。其总体格局为五种经济成分共存的多层次经济结构，以适应生产力发展极不平衡而总体上又相当落后的基本国情；其资源配置的机制为国家宏观调控下的市场体系，从微观角度看市场是经济联系的主要中介，从宏观角度看国民经济总体又有一定计划性；它实施了灵活多样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在农村实施了自主自愿、循序渐进的农业互助合作。毛泽东曾将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的政策概括为照顾“四面八方”的经济政策。即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以便调节内部矛盾，共同富裕：并将这些充满了辩证法的政策写入了当时起着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可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的经济发展、精神文明等历史盛况，成因就在于毛泽东等共和国领导人创造了富于生机活力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制度和新型经济体制。 但是这个体制很快就被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所替代了。毛泽东当时放弃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决策原因来自诸多方面，既有客观形势的要求，也有意识形态的主导以及其它方面的作用。其中客观的、直接的因素是要尽快建设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和在遭受西方发达国家严密封锁和禁运的背景下接受苏联援助（注：参见董志凯：《跻身国际市场的艰辛起步》，经济管理出版社1993年版。）。50年代初，我国在资金和资源都非常短缺的情况下搞工业化，并且要优先发展重工业。为了解决资金、物资、技术、资源紧缺的难题，只能通过建立计划经济体制集中力量建设重点项目。这是当时我国立即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最直接、更深层次的原因。（注：参见武力：《新民主主义社会提前终结的历史分析》，《党史研究与教学》2003年第3期。）尽管如此，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所包含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可以在新的社会制度下与私营经济并存、劳资双方既矛盾对立又可以“两利”的思想，为社会主义在中国的长期发展打开了突破口。（注：参见吴承明、董志凯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第1卷，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年版。） 三、坚定不移地推进中国工业化，探索适合国情的发展道路 20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人努力探索中国自身发展道路，提出了工业化的理论，认为中国必须实现工业化，才能摆脱对发达国家的依赖，实现独立自主的发展目标。毛泽东深刻指出：“中国民族和人民要彻底解放，必须实现国家工业化。”（注：转引自肖裕声：《新中国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历史启示和现实思考》，《当代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5期。）如果不在今后几十年内，争取彻底改变我们的经济和技术远远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状态，挨打是不可避免的。这不仅反映了中国人民迫切要求摆脱贫穷落后状态，使国家强盛并跻身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的强烈愿望，而且符合当时世界的发展趋势。 一国的工业化道路必须植根于本国的具体国情之中。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人口众多，自然资源相对丰富，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现代工业基础薄弱的发展中国家。新中国建立时，“有大约百分之十左右的现代性的工业经济”，“还有百分之九十左右的经济生活停留在古代”。（注：《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0页。）这样的经济基础，加之当时国际国内形势，使毛泽东不得不考虑以下几方面的问题：一，必须全面振兴国民经济，开足马力去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不断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他说：“这是一种责任。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子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注：《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9页。）“中国经济落后，物质基础薄弱，使我们至今还处在一种被动状态，精神上感到还是受束缚，在这方面我们还没有得到解放。要鼓一把劲”。（注：《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50页。）尽快赶上发达国家，实现国富民强，这是落后国家共有的心理。而且往往越是落后，面对的压力越大，越是想发展得快一些。在中外历史上，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对此几乎一脉相通。（注：如列宁曾说：“要么是灭亡，要么是在经济方面也赶上并且超过先进国家。……要么是灭亡，要么是开足马力奋勇前进。历史就是这样提出问题的”。《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1页；斯大林曾说，第一是速度，第二是速度，第三还是速度。康有为认为：“欧、美以三百年而成治体，日本效欧、美，以三十年而摹成治体”，“若以中国之广土众民，近采日本，三年而宏规成，五年而条理备，八年而成效举，十年而霸图定矣”。《康有为政论集》上，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24页；孙中山曾说：“美国需百余年而达于强盛之地位者，日本不过五十年，直三分之一时间耳。准此以推，中国欲达于富强之地位，不过十年已足矣”。《孙中山选集》（上），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48页。然而，后发工业化国家迫于赶超的急迫性，很容易对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作用估计过高，对自身面临的不利条件估计不足，对现代化发展的客观规律研究和重视不够，再加上赶超压力的不断增强，很容易产生急躁冒进的情绪和冲动，也很容易违背客观规律而蛮干硬干。这一现象在毛泽东领导中国现代化赶超过程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他甚至认为只要充分把人的主观能动性调动起来，就可以超越现代化的客观规律。）二，要赶超世界先进水平，重工业（能源、原材料、机械工业）必须先行，这是后起工业化国家的成功经验，也是巩固和加强国防的需要。在最早进入工业化行列的国家中，政府对社会资源的控制力较差，不能大规模地调动自然资源、人力、财力等社会力量进行大规模的基础建设，而私人资本的弱小与注重眼前利益的价值取向，使它对投资多、投资回收期长的重工业避而远之，一国工业化需要较长时间。而后发工业化国家，国际压力容不得它们亦步亦趋。有作为的后发国家大部分通过强有力的政府去引导投资，走重工业与轻工业协调发展的道路。德国、日本、苏联都有类似经验。在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国经济十分落后，毛泽东为了改变中国的落后状态，着重从相对比较更处于劣势的重工业入手。他说，“现在我们能制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注：《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9页。）即我们能者，都是农业、手工业和轻工业；我们所不能者，都是重工业。为了改变劣势，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我国工业化的道路，主要是指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我国的经济建设是以重工业为中心，这一点必须肯定。但是同时必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这是由我国的国情所决定的。（注：《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56,798页。）他强调说，“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必须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这是已经定了的。但是决不可以因此忽视生活资料尤其是粮食的生产”。（注：《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4-25页。）后来，他又提出“要重工业，又要人民”，“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思想。1959年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又提议把国民经济发展的次序由重轻农改为农轻重。三，建立工业体系是一个大国的资源与市场的必然要求，也是战略的需要，一个大国总不能建立在对它国工业品的依赖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