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63(2004)02-0001-07 作为当代中国文明演进历史遗产精华以及党和国家指导思想重要组成部分的毛泽东思维方式，与当代中国党和国家最新指导思想“三个代表”思维方式之间的异同及其渊源关系，是值得对中国在新世纪前途命运予以关注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深入思考的。 一、“三个代表”思维方式与毛泽东思维方式产生的历史条件比较 人们思维方式的形成与发展，同民族、国家以至人类历史发展之间有着内在的一致性。任何一种思维方式的形成与转变，既受历史条件的制约，又受时代精神的制约。 顺应时代潮流而形成的新的思维方式，会促使人们更好地实现自己的奋斗目标，并符合历史发展规律，体现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反过来，滞留于人们脑海中的落后于时代潮流的思维方式，对历史的前进起的是阻碍作用，而它或迟或早会被新的思维方式所代替。 1.时代主题转换对思维方式转变的要求。上个世纪上半叶的时代主题是战争与革命。这个时期，全球范围内各种冲突不断：在很多国家内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冲突，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矛盾以致相冲突，它们集中表现为阶级与阶级之间的冲突；在民族与民族之间，奴役者与被奴役者相冲突；在国家与国家之间，侵略者与被侵略者、称霸与反称霸相冲突。在中国，社会冲突集中表现为人民大众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相冲突。适应这样一种历史条件，中国的先进分子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时，主要接受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冲突理论。在这样一种实践与理论的背景之下，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思维方式中包含着一种两极对立的思维方式，即用两级分裂的观点认识矛盾，并用对抗的方法解决矛盾双方冲突的思维方式。这一思维方式，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合理的。当着革命形势完全成熟，为了人民的利益与社会的进步，用对抗的方法、暴力的手段解决矛盾冲突，争取革命胜利，是正确的。这已被俄国十月革命、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通过武装斗争夺取政权的革命等一系列成功的革命实践证明是正确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人民期盼和平。但东西方两大阵营之间冷战不断。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都占据着优势地位的冷战思维方式是一种国际间的两极对立的思维方式。在世界当代史上，美苏以冷战思维方式争霸世界，导致国际矛盾斗争越来越尖锐化。这不符合世界人民要和平、求合作、促发展的时代潮流。它对人类历史前进的步伐是起阻碍作用的，这就必须以新的思维方式代替这种不合时宜的思维方式。这种新的思维方式，就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和合思维方式，它应该在当今世界占据优势地位。邓小平对国际形势变化作出敏锐的正确的反应，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之后，我们党的思维方式便抛弃了两极对立的思维方式并转变为和合思维方式。这一转变，有务实的特点，不但使我们党和国家摆脱了持续20年的愈演愈烈的“左”的束缚，而且使国家步入了现代化的最新快速轨道，走向繁荣富强。 世纪之交，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世界的时代主题。世界局势总体趋于缓和、稳定，但局部战乱与动荡仍然难以停止。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当代高科技，缩短了人类的时空距离，“地球村”促使世界的经济、政治、文化交往日益频繁。全球化的加快既使全球经济发展加速，又带来诸多新的矛盾。各国之间不断加强协调，各种国际组织不断进行斡旋，已成为新世纪一种常见的国际现象。中国在经历20年持续经济高速增长的基础上，正抓住未来20年战略机遇期，在全球统一分工体系中寻求自身的最佳发展。文化的交融与碰撞，是全球化进程中的必然趋势。它使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更加深入地经历着自明代中叶以来的中华文化史上第三次文化交融与碰撞的高峰期。这一大的时代背景，要求我们党的思维方式更具全球视野，更好地从国际、国内的实际出发，既继承前人、又整合创新。这样，才能使我们党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格局中，经受住任何挑战与风险，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航船引向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 2.社会结构演进与思维方式转变的交互作用。社会结构是社会有机体的基本骨架，是全部社会关系有机协调的总体形式。但上个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结构有明显的不协调的二元性，即城市与农村、近现代工业与传统农业、城市人口与农村人口的严重的结构性对立。当时，统治中国的帝国主义在华资本和官僚买办资本集中在城市，其统治的薄弱环节在农村。面对这样一个有极大特殊性的中国国情，要想解救中国受苦受难的劳动人民，照任何本本办事、照苏俄的现成路子，这样一抽象的、僵化的思维方式，是不能成功的。只有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抓住中国社会变革的主要矛盾，才有可能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毛泽东对中国革命道路进行选择时的思维方式，是实践的、辩证的思维方式。他的《实践论》、《矛盾论》是一个整体，即在实践中认识中国在世界上的特殊性，并通过在实践中运用矛盾方法改造中国。他科学选择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建立了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新民主主义社会并不能很快解决二元社会结构问题，但它毕竟为社会转型，为中国逐步演化为现代社会结构提供了较好的基础。 新中国建立以后，我们对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认识受历史条件和既有思维方式的制约，在实践上延缓甚至人为阻碍了二元社会结构向现代社会结构的演进。我们在全国广大城乡建立了国家与单位两极构造形成的“大而全”、“小而全”的社会的基本结构，并采用计划经济模式，以行政权力运作方式配置整个社会资源。我们对城镇人口与农村人口进行分割管理，农民与城市人存在很强的身份差异。整个社会呈层级状的组织结构功能是全面而固定的，就业者对单位存在着相当强的人身依附关系。我们对体制和社会结构的上述选择，同我们的两极对立的思维方式有关，而我们的这种思维方式的产生是有其历史根源的。近代以来，西方列强把中国变成了它们的半殖民地。我们是带着痛苦与仇视心理来看待西方的。这样，我们很容易看到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对立的一面，不容易看到这当中存在着一致性的一面。加之于当时的国际环境，我们就很容易接受苏联的经济体制模式。在二元社会结构的中国，自然经济占很大比重。在这一条件下，生产是以既定的社会组织为前提的，经济组织同政治组织一致，生产同消费直接统一，是有传统基础的，趋向行政化管理方式也是有深刻的历史根源的。经济落后使得我们必须防止过度城市化。这样，我们就以户籍制度来对城乡人口分割管理。我们的两极思维习惯又把这种管理方式视为当然。而且，它确实也对维护社会治安、控制人口过度增长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随着年代的推移，这样一种体制与社会结构的选择，暴露出来的弊端越来越大。由于社会功能分化与社会流动受阻，社会活力就不同程度地被扼杀了。由于个体身份的固定化与城乡鸿沟的形成，人们的社会需要的追求与创造精神的发挥，更是极大地被束缚了。趋向极端的两极对立的思维方式又把人们这种需求与创造视为资本主义异端，整个社会就趋向僵化，本来就存在的很好的实践的、辩证的思维方式就成了漂浮在人们记忆的脑海中、印在书本上的不结果实的美丽的花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