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04)02-0018-06 五四时期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的时期，这种传播是通过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译介、宣传，以及与中国传统意识形态和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冲突、论争、对话实现的，也是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学习、理解、认识马克思主义，不断反思自己的过程。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在这个过程中，通过实践成为初步的马克思主义者。其中较为著名的人物有陈独秀、李大钊、李达、蔡和森、毛泽东、恽代英、瞿秋白、周恩来等。 五四运动以后，中国的民主革命开始具有新的性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在实践中逐步展开，毛泽东后来成为这个过程的主要代表。和当时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一样，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也是在实践中逐步确立的，有一个在政治上从资产阶级民主改良主义到共产主义，在哲学世界观上从唯心主义到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转变过程。五四期间及其以后的一段时期，是他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开始形成的重要阶段。关于毛泽东在这一时期思想的转变，我国理论界的一种比较主流的看法是，他已经在1920年冬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笔者认为，这种看法值得商榷。 毛泽东的文化启蒙教育是儒学，但他并没有真正读进去。1964年，他在《关于哲学问题的讲话》中回忆说：“我过去读过孔夫子的四书五经，读了六年，背得，可是不懂。那时候很相信孔夫子，还写过文章。”1910年，入东山高小，开始学习一些自然科学和社会历史的“新学”知识。在看了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后，接受“维新”思想，赞成君主立宪。1911年到长沙进入湘乡驻省中学读书，1913年至1918年，就读于湖南第一师范。在此期间，发生了辛亥革命和袁世凯复辟帝制事件，受同盟会会员于右任主编的《民立报》和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的影响，在政治上倾向于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抨击了封建专制主义及其理论基础三纲五常，在哲学世界观上，则形成了自己最初的主观唯心主义思想。 1913年10月至12月间，他在湖南师范学校的课堂记录《讲堂录》中写道：“横尽空虚，山河大地一无可恃，而可恃惟我（贵我）。”[1](P601)1917年至1918年间他读了德国康德派哲学家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后，写了万余言的批语，明确提出了“我即宇宙”的命题。他写道：“吾从前固主无我论，认为只有宇宙而无我，今知其不然，盖我即宇宙也。”[1](P231) 何谓“我即宇宙”？毛泽东在有关的文章中实际上从三个方面作了解释，一是“世界固有人有物，然皆因我而有也。我眼一闭，固不见物也”[1](P148)。所以在世界万事万物中，唯我独可尊、独可畏、独可服从。这里的“我”，指的是一般的个人之“我”，团体、社会、国家、宇宙都可本源于、归属于这种一般个人之“我”。二是“夫本源者，宇宙之真理，天下之生民，各为宇宙之一体，即宇宙之真理，各具于人人之心中，虽有偏全之不同，而总有几分存在”[1](P85)。三是万物之差别皆源于人的主观思想，“差别之所以生，生于有界限。为界域生活之人类，其思想有限，其能力有限，其活动有限，对于客观界，遂以其思想能力活动所及之域，而种种划分之，于是差别之世界成矣”[1](P246)。 毛泽东的这种主观唯心论看法，主要是受康德主义与孟子思想的影响形成的，或者说，是他用孟子思想去读康德主义的一种体会。在《讲堂录》中，他述说道：“孟子曰：体有贵贱、有大小。养其小者为小人，养其大者为大人。一个之我，小我也；宇宙之我，大我也。一个之我，肉体之我也；宇宙之我，精神之我也。”他主张“我之界当扩而充之，是故宇宙一大我也”[1](P589)。 从“我即宇宙”出发，毛泽东一方面将精神和物质的对立统一于“我”，提出在“我”之基础上的精神不灭、物质不灭的命题，指出：“一人生死之言，本精神不灭，物质不灭为基础（精神物质非绝对相离之二物，其实即一物也，二者乃共存者也）。”[1](P199)另一方面在伦理学上主张个人主义，指出，人类社会发展的目的就在于实现自我，实现自我就是“充分发达吾身体及精神之能力至于最高”。因此，“一切之生活动作所以成全个人，一切之道德所以成全个人，表同情于他人，为他人谋幸福，非以为人，乃以为己”[1](P203)。 这种主观唯心主义倾向和个人主义的主张，与毛泽东当时的政治立场有内在的联系和一致性。对一般的个人之“我”的推崇，通过对封建专制主义的理性批判和对个性解放的宣扬，在政治上表现为自觉的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而对精神之“我”的过分推崇，又使他的民主主义容易陷入空想和走向极端。前者表现为1919年他从北京回到长沙后，试图仿效日本人武者小路实笃的设想，试验新生活，搞新村运动；后者表现为1918年他到北京后，很快就受到了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并接受了它。 关于前者，毛泽东当时谈到：“我数年来梦想新社会生活，而没有办法。7年（1913年）春季，想邀数朋友在省城对岸岳麓山设工读同志会，从事半耕半读，因他们多不能久在湖南，我亦有北京之游，事无成议。今春回湘，再发生这种想象，乃有在岳麓山建设新村的计议，而先从办一实行社会说本位教育说的学校入手。此新村以新家庭新学校及旁的新社会连成一块为根本理想……”[1](P449)。至于这种新村的性质是什么，毛泽东没有留下详细的说明，他当时也没有一个系统而确定的设想，很可能仅仅是一种模模糊糊的空想社会主义幻想。关于后者，毛泽东后来谈到：1918年在北京时，“我读了一些关于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很受影响，我常常和来看我的一个名叫朱谦之的学生讨论无政府主义和它在中国的前景。那个时候，我赞同许多无政府主义的主张”[2](P1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