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A8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999(2004)02-0042-04 毛泽东曾说过：“有人说我们党的哲学叫‘斗争哲学’，……我说‘你讲对了’。自从有了奴隶主、封建主、资本家，他们就向被压迫的人民进行斗争，‘斗争哲学’是他们先发明的。被压迫人民的‘斗争哲学’出来得比较晚，那是斗争了几千年，才有了马克思主义。”[1] 毛泽东所讲的“斗争哲学”的含义是指被压迫人民向统治阶级的斗争的理论，即马克思主义。但事实上，可以把“斗争”概念视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一个基本范畴。毛泽东在《矛盾论》中讲，事物对立面之间存在着斗争，对立面的斗争是无处不在的。斗争思想是毛泽东的基本思想。毛泽东所讲的斗争不仅指对立面之间的斗争性、互相排斥的特性，还指作为主体的人在改造自然与社会的实践活动中，与客观存在的物之间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一种互相排斥的紧张关系。在人与物关系中，毛泽东把生产活动称为生产斗争，在人与人关系中，毛泽东用阶级斗争，新旧斗争来概括。斗争就其本质而言即是实践活动。斗争是毛泽东的哲学观。斗争又是毛泽东的人生观。 （一） 青年毛泽东在《体育之研究》一文中指出：天地盖唯有动而已。毛泽东强调：一致、和谐是暂时的，差别、冲突是永恒的，阴阳、大小、上下、高卑、人己、好恶、正反、洁污、美丑、胜负等差别和冲突，是世界万事万物构成的的本质所在，也是使世界万事万物始终处于无休止的变化过程中的动力所在，无此差别则不能构成历史生活进化者，这是毛泽东早年对于进化的本质特征的描述。 毛泽东认识到斗争是普遍的。在1917年到1919年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一书的批语中，他赞叹秦末刘邦与项羽的厮杀，西汉武帝同匈奴的激战，三国鼎立群雄之争，认为每当其时，事态百变、人才辈出，这样的历史，令人喜爱；相反在承平之世，则毫无生机、暮气沉沉，使人厌之。每当乱世，都是英雄辈出，人才频多的时候，这是因为越是复杂的环境，越能磨炼人才，越能使杰出人物展现其才华。复杂环境中的各种政治军事斗争更能显示英雄本色。乱世出英雄，其实正是在乱世的斗争中才显示出英雄本色的。 毛泽东强调乱世令人喜爱，与他对于乱世斗争场面复杂丰富的特征偏好有极大的关系。他在日记中写道：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奋斗就要同各种对手、对象进行斗争，奋斗即斗争。这里的奋斗、斗争其实更多地体现出一种意志力、心力的能动作用在历史生活与社会生活中的具体表现。也就是青年毛泽东所说的斗争是指一种精神的力量、意志的力量。这尤其反映在他对康有为大同理想、三世进化学说的批判。康有为把《春秋公羊传》和《礼记·礼运篇》中的大同思想、佛教的众生平等思想、基督教的博爱之义、西方近代资产阶级的社会进化论和天赋人权论等揉合在一起，提出所谓三世进化论，设计出一个“天下为公，没有阶级，一切平等”；“绝无竞争，性根皆平”；“安乐至极，唯思长生”的无差别、无斗争的极乐世界。由于毛泽东的个性思动思斗，又接受了西方进化论思想中的竞争观念，因而他很快怀疑这种与世无争的理想社会能否实现，怀疑这种道法自然的人间极境能维系多久。他指出：“一入大同之境，亦必生出许出（多）竞争抵抗之波澜来，而不能安处于大同之境矣。”[2]“然则唱大同之说者，岂非谬误之理想乎？”[3]这里毛泽东显然是从人类历史活动的斗争本性、竞争本性的角度对大同理想提出质疑与批评的。与世无争的社会理想绝不可能，即使在天国也有等级差别，也有竞争，何况在人世？理想的平等无争世界其实只不过反映了对人间不平等与战争的现状的批判而已。不过毛泽东对于大同说的质疑是十分有限的，因为他只是从人的斗争本性来说的，而未能深入人类物质生活本身。 有学者认为青年毛泽东所说的大斗争与大抵抗是相同的。我认为青年毛泽东所强调的“抵抗”是对于社会恶势力的压迫的一种反抗行为，造反行为，同青年毛泽东所推崇的造反精神类似，“大抵抗对于有大势力者，其必要乃亦如普通抵抗之对于普通人。如西大陆新地之对于科仑布，洪水之对于禹，欧洲各邦群起而围巴黎之对于拿破仑之战胜是也”[4]。这里的抵抗是指对于外界的压迫人类的某种势力的反抗精神，是一种迫于环境压力的应战行为，类似于汤因比提出的“挑战——应战”模式中的应战行为。而斗争概念则是一种积极的主动的奋发的个人行为和人类集体行为，在历史生活中属于一种有创造精神、改造精神的行为。历史生活从本质上讲是一种创造性活动，而创造性活动的前提在于积极有为、奋发向上的精神，是人类不断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结果，这种精神颇类似于近代资本主义产生的所谓“浮士德”精神，即歌德的长诗《浮士德》所反映的人类积极有为向上的精神，而这种精神是近代西方历史发展的深层次的动力或者说是因为人类的某种欲望、需求而推动历史发展，而实现这种欲望的手段即征服自然、改造自然，即毛泽东所讲的斗争。 因而，毛泽东所讲的斗争概念其实正与西方文化精神有相通之处。青年毛泽东所讲的斗争概念与进化论的竞争概念也有相通之处。竞争是相互的，既是一种被动之事，不得不为之事，又是一种主动应战行为。斗争与意志力有关：“夫力拔山气盖世，猛烈而已；不斩楼兰誓不还，不畏而已；化家为国，敢为而已；八年于外，三过其门而不入，耐久而已。”[5]意志之事正体现出奋斗与斗争的精神。奋斗与斗争进入社会历史领域，成为一种社会行为，也就是社会各成员相互促进，征服自然，互竞向上，推动社会进步。 （二） 青年毛泽东之所以十分重视奋斗、斗争精神，是受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反抗造反精神的影响。毛泽东早年时期爱读中国传奇小说，特别是其中的造反故事，湖湘文化传统中又有富于反抗传统的大众文化、民俗民风。这两方面塑造了毛泽东人格中的斗争、造反、敢于奋斗、敢于反抗的精神。毛泽东在延安同斯诺的谈话中曾提到：“我读过经书，可是并不喜欢经书，我爱看的是中国古代的传奇小说，特别是其中关于造反的故事，我读过《岳飞传》、《水浒传》、《隋唐演义》、《三国演义》和《西游记》等。那是在我还很年轻的时候，瞒着老师读的。老师憎恨这些禁书，并把它们说成是邪书。我经常在学校读这些书，老师走过来的时候，就用一本经书把它们盖住。大多数同学也都是这样做的。许多故事，我们几乎都可以背出来，而且反复讨论过许多次。关于这些故事，我们比村里的老人们知道得还要多些。他们也喜欢这些故事，而且经常和我们互相讲述。我认为这些书对我的影响大概很大。因为这些书是在易受感染的年龄里读的。”[6]毛泽东在容易受感染的年龄里读的这些关于造反的书对于毛泽东早年形成一个斗争观念，认为人生本质上是一个奋斗过程进而认为社会历史也是一个奋斗与斗争过程的观点是有重要影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