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A841;F091.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4326(2004)-01-0004-04 中国共产党在第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议中指出：“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的错误，但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1]P496他“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立下的伟大功勋是永远不可磨灭的……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这也丝毫不是什么夸张。”[2]P138-139可以说，毛泽东不仅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而且也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开拓者、奠基者和捍卫者。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进程中，毛泽东虽曾有过失误，但是他也提出了许多正确的主张和观点，形成了他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若干重要思想。这不仅构成了毛泽东思想体系中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成为邓小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渊源。本文将从以下四个方面对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思想进行探讨。 一、根据中国国情走自己道路的思想 1956年，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中国已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但刚刚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还不完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出现的缺点和偏差还没有得到全面的清理和纠正；中国农业生产的落后状况基本上还没有改变，现代工业产值的比重还不占优势，还没有建立起完整的工业体系；整个民族的文化水准还很低，现代科技的发展才刚刚起步，这就明显地表现出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初期在生产力方面的落后性。因此，在中国这样的落后的东方大国中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确实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一项新课题。 由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在他们所处的特定历史条件下没有也不可能为民族民主革命胜利后的国家提供现成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答案，中国共产党自身也缺乏从事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经验。故此，建国初期党内就基本上把斯大林时期形成的苏联模式当成社会主义建设的唯一模式，因而在社会主义建设上几乎完全照搬照抄苏联的。到第一个五年计划后期，这一做法在实践中已明显地暴露出诸多弊端，如所有制形成过于简单划一，导致经济局面单调萎缩；中央对计划、财政、人事、物资、劳动工资等包揽过多，统得过死，影响了各种积极性的发挥；地方和企业的管理权限，特别是财政太小，市场范围太小，统购包销，流通不畅，过分强调条条管理，割断了地区和地区、部门与部门、企业与企业之间的横向经济联系，经济机制运转不灵等。对此，毛泽东曾说过：“解放后，三年恢复时期，对搞建设，我们是懵懵懂懂的。接着搞第一个五年计划，对建设还是懵懵懂懂的，只能基本照抄苏联的办法，但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3]P460后来，国际上以南斯拉夫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对政治经济改革的尝试和对斯大林错误的批评，在社会主义阵营已开始动摇了教条主义的束缚，中国共产党也结合自己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通过对斯大林错误的思考，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既没有具体的理论可以照抄，又不能机械地照搬苏联的模式，那就只能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的原则，在实践中进行探索。 在此情况下，1956年4月，毛泽东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明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根据本国的国情走自己道路的思想。毛泽东在报告中论述的十大关系一方面是从总结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经验和研究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进一步发展的问题中提出来的，另一方面也是以苏联经验为借鉴提出来的。毛泽东认为，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我们要学的是属于普遍真理的东西，并且学习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如果每句话，包括马克思的话，都要照搬，那就不得了。”[4]P741-742对于外国的经验，“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判断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4]P740因为“最近苏联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4]P720-721 为了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步伐，毛泽东还正确提出了“向外国学习”的口号和必须遵循的方针。他指出：“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朽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工业发达国家的企业，用人少，效率高，会做生意，这些都应当有原则地好好学过来以利于改进我们的工作。”[4]P742实际上，毛泽东对十大关系的论述已经为中国共产党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作了一次十分有益的理论探讨。正如毛泽东后来回顾这段历史时多次说过的，前几年经济建设主要学外国经验，1956年4月论十大关系，开始提出自己的建设路线，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内容。同年9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的八大会议正是根据毛泽东的这一思想才正确地确定了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根本任务，并制定了党在经济、政治、组织等方面的基本方针与政策，为新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事业和党的建设提供了依据，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在建国初期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二、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和走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思想 早在建国之前，毛泽东就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5]P1079毛泽东还指出：老百姓拥护共产党，是因为我们代表了民族与人民的要求，但是如果我们不能解决经济问题，如果我们不建立新式工业，如果我们不能发展生产力，老百姓就不一定拥护我们。建国后，毛泽东正确分析了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指出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因此，我们“要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4]P770我们今后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而保护和发展生产力。”[4]P771-772这说明毛泽东以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来作为判断我们党的工作状况的标准的思想是明确的。也就是说，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已明确认识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点应该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为此，毛泽东确立了要把一个落后的农业国改变成为先进的工业国的伟大战略目标，而要实现这一战略目标，就必须从中国的国情出发，认识和掌握中国工业化的发展规律，正确处理好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关系，走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中国工业化道路。但毛泽东“这里所讲的工业化道路的问题，主要是指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4]P796过去，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片面地注重重工业，忽视轻工业和农业，致使轻工业和农业长期落后，苏联粮食产量长期达不到革命前的最高水平，消费品匮乏，人民的需要得不到满足，以前，“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要引以为戒。”[4]P7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