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A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138(2004)01-0008-04 毛泽东诞生至今已是110周年，横贯了整个20世纪。20世纪是人类有史以来发展最迅猛，变化最急骤，成就最辉煌的世纪。就中国而言，更是经历了史无前例的巨大变化的世纪。正如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所说：“从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中华民族蒙受巨大屈辱，国家濒临崩溃边缘，到2000年中国在社会主义基础上进入小康，大踏步走上繁荣富强，是中国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一百年。”在这一百年中，有多少英雄豪杰、仁人志士为中华民族的复兴而艰苦奋战，抛头颅洒热血，放射出灿烂的光华。而其中最耀眼、贡献最巨大的明星，就是毛泽东。 毛泽东对20世纪中国巨变的贡献是多方面、巨大的、无与伦比的。他留给人们的是埋藏丰厚的富矿，至今挖掘不尽。而在毛泽东留下的众多理论财富中，我认为最具有根本性的，有长远指导意义的，是他创造性地开拓出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之路。正如毛泽东同志本人一直到晚年仍明确肯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与各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是各国人民革命事业取得胜利的最根本的保证。”[1]沿着毛泽东开拓的这条道路前进，既是中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根本保证，也是中国改革富强的根本保证，同时，又是与时俱进、走向小康社会的根本保证。 结合是唯一正确之路 众所周知，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但不是可以随处搬用的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要指导现实的具体的革命运动，就必需研究和把握各国的实际情况，才能做到从实际出发。正如列宁在俄国革命之初撰写的《我们的纲领》一文中所明确指出的：“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做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我们认为，对于俄国社会主义者来说，尤其需要独立地探讨马克思的理论，因为它所提供的只是一般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2]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性要求同各国的实际相结合，马克思主义理论旺盛生命力的源泉，也正在于此。 因此，马克思主义在任何国家发挥其指导作用的前提是，那个国家社会中客观存在的强烈需要。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中国翻天覆地的巨变中发挥了无与伦比的指导作用，就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中国的人民革命有了这种强烈的需要。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步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悲惨境地，国家要独立，人民要解放，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此起彼伏，从来没有停息过。这些斗争都表现了中华民族不畏强权、不甘屈辱的顽强革命精神，是值得永远怀念和继承的。但就其承担的历史使命而言，一直到“五四”运动为止，又都是没有完成的。 这些斗争所处的历史条件不同，指导思想不同，结局又有很大的差异。但失败有一个共同原因，就是缺乏科学的革命理论作指导。毛泽东作过这样的总结：“在这个反抗运动中，在很长的时期内，即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到1919年的五四运动的前夜，共计70多年中，中国人没有什么思想武器可以抵御帝国主义。旧的顽固的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打了败仗了，抵不住，宣告破产了。不得已，中国人被迫从帝国主义的老家即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库中学来了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等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组织过政党，举行过革命，以为可以外御列强，内建民国。但是这些东西也和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一样，软弱得很，又是抵不住，败下阵来，宣告破产了。”[3]屡次挫折失败的历史实践深切地告诉中国人民，为了实现民族解放，国家独立，人民幸福的愿望和目标，必须寻找新的能够抵御和打败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强大思想武器。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觉悟到：中国需要新的革命理论。 正是在这个时候，世界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一是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次大战既使中国先进分子加深了对帝国主义的认识，打破了一些中国人崇拜西方、学习西方的迷梦，又使中国资本主义得到了一个发展机会，壮大了中国资本主义和中国无产阶级的力量，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创造了客观的社会条件。二是1917年俄国在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下爆发了十月革命。十月革命标志着世界历史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即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它对中国首要的直接影响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既是历史的偶然，又包含着深刻的必然性。十月革命所以对中国人民发生巨大的教育启发作用，是同中国社会的变化分不开的。当时的中国已经有了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有了资产阶级，有了无产阶级，有了知识分子群和青年学生群，又经历了新文化运动，具备了接受新理论的社会条件。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4]就这样，中国人学到了一样新的东西，掌握了一种新的思想武器，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此，中国改变了发展方向，中国人民革命的形势有了根本性的改变。 结合必然是艰辛曲折的探索过程 任何一种新的学说、新的理论传入像中国这样长期封闭的国度固然不容易，而真正学好新理论并把握其精髓，创造性运用于同西方截然不同的新环境，就更加不容易。这需要一个相互熟悉，反复碰撞，不断磨合的长期过程。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之应用于中国，尤其如此。列宁在1919年召开的全俄东部各民族共产党组织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作报告时曾指出：“你们面临着一个全世界共产主义者所没有遇到过的任务，就是你们必须以一般共产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为依据，适应欧洲各国所没有的特殊条件，善于把这种理论和实践运用于主要群众是农民，需要解决的斗争任务不是反对资本而是反对中世纪残余这样的条件。这是一个困难而特殊的任务，但又是一今能收到卓越成效的任务。”[5]从这个角度说，中国共产党人要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可能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要特殊而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