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化毛泽东思想研究，已经成为当前国内学界的一个学术共识。但在具体深化路径的探索方面却存在相当的难度与复杂性。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一部分学者开始转向对国外学者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状况的关注，希望借鉴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在译介和批判的基础上“为我所用”。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文献研究室、上海社会科学院等单位最先组织开展了国外毛泽东研究的评介工作，李君如、石仲泉、许全兴、萧延中、叶卫平、毕剑横、陈葆华等一批学者较早关注了这一领域的研究。在成果方面，除了各家刊物零星发表的译文与概况介绍外，中央文献出版社内部发行了十辑国外毛泽东研究丛书，特别需要强调的是萧延中在1997年主编了四卷本的《外国学者评毛泽东》，将这一时期的已有译作以及部分国外最新文献结集出版，为深化国内对西方毛泽东学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文献来源。 笔者在本文中试图根据国外毛泽东研究领域的“毛主义”概念内涵的演化历程，结合西方学者对此领域研究成果的自我反思，对他们的研究思路进行分析与梳理。笔者认为，国外毛泽东研究主要是在以下两大路向上展开：一是从“文字表面的事实”与“文本深度结构”的维度出发去“还源”一个本真意义上的毛泽东：一是从“读者中心”的立场出发，对毛泽东的文本与实践做“扩张性”解读。如果说第一条思路还是力图客观再现毛泽东本人的哲思轨迹和认知结构的话，那么后一条思路则表明：“毛主义”在当代已经越来越成为左派思想者表达自己独特理念的一个“象征物”，更多地具有解释学意味。由此“两大路向”出发，笔者尝试引出西方学者阅读毛泽东的三种模式，即：经验主义阅读、深度阅读与扩张性解读，并对三种阅读模式与西方“毛主义”概念的生成机制做批判性探讨。 一、经验主义阅读：“毛主义”在政治夹缝中的最初生成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外交政策方面的“一边倒”，导致美国“丢失去中国”（费正清：《美国与中国》，世界知识出版杜2001年第1版，第333页）导致社会主义阵营的扩大。因此，这一时期美国“中国问题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功能性特点就是为政府提供政策咨询。这一领域的学者最先开始面对毛泽东的文本。在其内部争论中各方都采用了经验主义的文献阅读模式互相驳斥对方观点，认为只要进行广泛的阅读就能把握“毛主义”的实质，从而用毛泽东著作中的原文作为评判各种不同解释的客观标准。这样一种对于毛泽东文献的阅读，其特点是强调文献的完整丰富性。比如档案文献的搜集整理，以期用增加最新材料的方法来推进研究的深入。这当然是很有意义的。在这一阅读模式下，国外学者完成了大量的具有“填补空白”性质的文本搜集与考证工作。同时，这一模式的缺点也很明显。即，它认为，在文献面前，研究者可以对文本的意义具有绝对所有权和控制权。他们赋予毛泽东的文本以崇高的地位，认为文本是毛泽东写就的，其意义也就是毛泽东写作时所赋予的意图，此外的任何增补都是一种修正和歪曲。这种经验主义的阅读模式在本质上属于传统的知识论范畴，其政治上的直接后果就是可能会导致某种程度的“教条主义”。 “‘毛主义’这一术语，是西方人，或更准确地说，是哈佛的学者们为了方便而随手创造出来的。”（陈志让：《毛泽东与中国革命》，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前言）持自由派立场的一批哈佛学者最先使用“毛主义”概念，其初衷是为毛泽东勾画一幅不同于所谓极权主义领袖的思想肖像，强调毛泽东思想中的“非马克思主义”因素，以表明中国革命不是苏联和共产国际的“阴谋”。这一工作在1951年由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学者施瓦茨(B.Schwartz)在其《中国共产主义与毛的崛起》一书中最初完成。“毛主义”概念的提出，试图说明毛泽东本人的思想是不同于马列主义传统的又一种“主义”。施瓦茨认为，毛泽东本人的思想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是中国社会现实生活与传统文化的独特产物，它与马列之间并非是“一脉相承”的。但是，他却由此出发把毛泽东的思想与马列主义割裂开来，把中国特色绝对化，认为毛泽东的思想不过是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的结合。对于“麦卡锡时代”的美国社会而言，提出“毛主义”概念的做法在政治上是具风险性的。因为这一概念不仅具有浓厚的学术意味，而且还有着更多的政治色彩，这尤其容易引起右派的敏感。比如美国学者威特福格尔(K.A.Wittfogel)就曾明确指出，所谓“毛主义”的说法不过是一个“传说”（K.A.魏特夫：《“毛主义”的传说》，《外国学者评毛泽东》第4卷，中国工人出版社1997年版，第212页），毛泽东完全是照抄照搬了苏联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由此可以断定中共与苏共是一家。这样一来，便形成了以施瓦茨为首的哈佛学派与右派之间的争论。即所谓的国外毛泽东研究四次大的论战中的第一次。 就争论各方来看，他们对“毛主义”概念的理解，也就是对毛泽东的思想及其来源进行性质定位主要取决于三大因素。一是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理解。正如费理察(R.M.Pfeffer)所指出的“为了深刻地理解毛泽东思想……我们必须努力理解马克思著作”；（《外国学者论毛泽东》第4卷，中国工人出版社1997年版，第133页）二是他们对毛泽东的理解；三是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但是，由于他们都停留在文字表面的阅读，所以，就漫化般地勾画出了作为“经济决定论者”的马克思和受中国唯心主义传统深刻影响的“唯意志论者”的毛泽东。各方都满足于对马列文本、中国传统文化和毛泽东著作做文字表面的阅读与理解。为了在这些著作群中找出不同点并努力形成不同的乃至对立的解释，结果各方都运用不同的原文和“语录”来加强自己的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