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420(2003)06-0039-08 随着20世纪90年代“冷战”状态的缓解或质变,也随着中国内部政治战略的再度调整,西方毛泽东及其思想的研究也出现了明显的转向,形成了某种不同于此前各研究阶段的新趋向。本文凭据目前所知的一些资料,对西方关于毛泽东及其思想研究的现状、特别是美国学术界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工作,进行概览性描述。(注:海外华裔学者的研究成果,不包括在本文的范围内,将另文研究。) 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关于毛泽东及其思想研究的动态,在问题意识和研究方法等方面,为国内同一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新的信息,对于促进国内毛泽东及其思想的研究事业,具有一定的批判和借鉴意义。 一、从“意识形态论辩”走向“学术理路分析” 综观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毛泽东研究的整体状况,其总体特征充满了“冷战思维”的色彩。尽管我们不能排除其中保留着相当严格的学术化表达形式,也可以把西方毛泽东研究专家划分为“政治派”和“学院派”,但即使是“学院派”的纯粹学术探讨,也流露出相当的意识形态论争的意味。 随着“冷战”状态的缓解或质变以及中国内部政治战略的调整,在西方学术界,“毛泽东”的政治符号形象进一步弱化。虽然学术界习惯性“左”、“中”、“右”的态度划分仍然存在,而且还看不出有缓和的迹象,但各方的分析范式(Paradigm)都在发生变化。 1989年由麦克法考尔(Roderick MacFarquhar)、奇克(Timothy Cheek)和吴(Eugene Wu)主编,高德曼(Merle Goldman)和史华慈(Benjamin I.Schwartz)等著名资深学者参加的《毛主席的秘密讲话:从“百花运动”到“大跃进”》一书,由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分为“导论”和“文献”两个部分,前一部分由麦克法考尔、史华慈、高德曼、吴、奇克五位学者分别撰写的导读性论文组成;后一部分由毛泽东1957年到1958年间的19篇讲话组成,其中“百花运动”时期的讲话14篇,“大跃进”时期的讲话5篇。这些导读报告,显示出了历史文献分析和文本解释方法的很高境界,也反映了西方毛泽东研究主流学派的方法论风貌。其中,史华慈教授的论文最具代表性。他首先对史料的背景、真伪和价值进行了细致的勘定,然后再从文献的脉络中梳理出毛泽东晚年思想中体现出来的“整体救赎”(Total Redemption)与“全面挫折”(Utter Frustration)之间的复杂关系。[1]这篇文章是费正清学派历史主义的经典之作。 1994年,为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英国《中国季刊》推出了“毛泽东百年”专栏,由英国伦敦大学亚非研究院的施拉姆(Stuart R.Schram)主持,发表了两篇综述性和两篇评论性论文。施拉姆的《毛泽东百年:一个统治者的遗产》之长文,分别从七个方面对毛泽东政治思想做了概括。这些内容基本上是他个人以往研究的重新表述,在方法论角度上,仍然坚持“历史叙述+政治评论”的传统评价模式和论说风格,是西方毛泽东研究主流意识的代表。[2] 与其他学者不同的是,现执教于耶鲁大学的著名学者迈斯纳(Maurice Meisener),在风云变幻的学术潮流中,数十年如一日,始终忠实于自己的学术立场,拒绝与“时髦”的流行观念认同。他坚持认为,以往学术界对“毛泽东时代”的评价存在误解和偏见,这在很大程度上与西方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和中国人求强求富的急切心态有关。他指出:“其实毛泽东的那个时代远非是现在普遍传闻中所谓的经济停滞时代,而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现代化时代之一,与德国、日本和俄国等几个现代工业舞台上主要后起之秀的工业化过程中最剧烈时期相比毫不逊色……如果不去正确地评价毛泽东时代把中国从世界上最落后的农业国家之一变成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为止世界第六大工业强国的过程中取得的惊人成就,就不可能理解毛泽东时代遗留给邓小平时代的经济问题。”[3]在《邓小平时代:对中国社会主义命运的探寻(1978-1994)》一书中,迈斯纳仍然认为:“‘文化大革命’意味深长地提出了关于20世纪社会主义目标和手段的重要问题……世界历史上再没有别的时候将由革命者到统治者的转变带来的后果如此清晰地暴露出来……也很少有对不平等、精英主义、等级主义、官僚主义的根源进行如此深刻的追究。”[4]毋庸讳言,这种与社会主流思潮明显异调的观点,恰恰反映出作者学术独立的鲜明品格,成为一种名副其实的一家之言。 1997年由德里克(Arif Dirlik)、哈里(Paul Healy)、奈特(Nick Knight)主编的《毛泽东思想的批评性透视》一书,是20世纪90年代西方“新左派”毛泽东思想研究者的标志性学术专著。该书第一部分是“导论:毛泽东思想与核心学术成就”;第二部分是“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第三部分是“全球马克思主义视野下的毛泽东思想”。从该书收入的论文内容看,涉及全球化、现代性与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新政治经济学、阿尔都塞的文化遗产、政治运动与社会变迁、斯大林主义影响、毛主义的东方话语和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毛主义版本分析等一系列前沿性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前西方毛泽东研究在主题、框架和论域的新方向,具有相当的理论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