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528(2003)11-0029-05 毛泽东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缔造者，而且在相当长的时期里，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和政治灵魂。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中国共产党的建设与发展，倾注了毕生精力。尤其是针对党执政后面临的一系列新问题，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制度上提出的加强党的建设的一系列思想、原则，是毛泽东党的建设思想的重要发展，是留给我们党的极其宝贵的遗产。 一、针对执政条件下党面临的主要考验，提出全党必须牢记“两个务必”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揭开了中国现代历史的新篇章，也揭开了中国共产党在东方这个大国执政的历史。 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不但给中国社会带来根本变化，而且也给自身带来复杂变化。这种变化不仅表现在党的地位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而且表现在党的中心工作、党所处的内外环境、党员的阶级出身、党活动的方式、党员干部的心理等方面，而且这些变化随着时代的发展，还会发生新的变化。 还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毛泽东就预见到我们这个党可能面临的问题和可能出现的变化，认为执政后党面临的最大考验，就是如何防止被胜利冲昏头脑，从而导致党员、干部革命意志消退、骄傲自满、贪污腐化和官僚化。 早从抗战胜利时起，毛泽东就和民主人士探讨过执政周期律的问题，多次向党的干部提出将来共产党胜利了能否保住政权的问题，能否避免像当年李自成那样，因为胜利而骄傲腐化，最终导致“人亡息政”的教训。1948年12月14日，刘少奇在对马列学院第一班学员讲话中也告诫这批即将走上执政岗位的新干部：“我们打倒蒋介石、打倒旧政权后，要领导全国人民组织国家，如果搞得不好，别人也能推翻我们的。唐太宗曾与魏徵争论过一个问题：创业难呢，还是守成难呢？历史上从来有这个问题。得了天下，要能守住，不容易。很多人担心，我们未得天下时艰苦奋斗，得天下后可能同国民党一样腐化。他们这种担心有点理由。在中国这个落后的农业国家，一个村长，一个县委书记，可以称王称霸。胜利后，一定会有些人腐化、官僚化。如果我们党注意到这一方面，加强思想教育，提高纪律性，就会好一些。”（《刘少奇选集》上卷，第413页） 正是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把1949年共产党进北京称作“赶考”，即准备接受人民的考试和历史的新考验。同年，在著名的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深刻预见了因为胜利党内可能出现的问题，提出了“两个务必”的重要思想。毛泽东说：“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38页）毛泽东告诫全党：“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同上，第1438、1438～1439页）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又多次强调过这个问题，提出“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62页），要求全党同志永远“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同上，第285页）。毛泽东还多次提出，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防止因胜利而骄傲自满，关键在党中央，要有具体的规定和措施来约束党中央和他个人。故建国伊始，他就提出在党内要“不作寿”、“不送礼”、“少拍掌”、“不以人名作地名”、“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平列”等。后来，又提出不要为他和其他领导人铸铜像。总之，他要求干部包括自己的家属和子女，都不要搞特殊化。 毛泽东提出的“两个务必”的思想，对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深远的意义，其预见性不断被历史所证明。 二、针对执政党最容易犯的毛病，提出共产党一定要扫除官气，不断克服官僚主义 毛泽东认为，执政党最容易犯的毛病，就是官气十足，官僚主义严重。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中央和地方的领导岗位，大多由共产党员担任。而官气十足，耍官僚主义，以及不断滋生的以权谋私、贪污腐败等，必然导致严重脱离群众，甚至葬送党。因此，对官僚主义，毛泽东可谓深恶痛绝，始终把扫除官气、克服官僚主义放在突出的地位。 1951年，毛泽东曾给各级、各地党组下达指示，要求他们必须重视人民的来信，“不要采取掉以轻心置之不理的官僚主义的态度”（《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164页）。1953年1月5日，毛泽东在以中共中央名义给各中央局、分局并转各省市区党委、地委、县委和中央各部门、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的指示信中指出：“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在我们的党和政府，不但在目前是一个大问题，就是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还将是一个大问题。……凡典型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事例，应在报纸上广为揭发。其违法情形严重者必须给以法律的制裁，如是党员必须执行党纪。”（同上，第254～255页）同年2月7日，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四次会议闭幕会上，又专门讲了反对官僚主义的问题。指出，不少部门的干部“脱离群众，脱离下面的实际情况，关在房子里写决议案，写指示。决议案、指示像雪片一样地飞出去，下面的情况究竟怎么样，能不能执行，不去管”（同上，第265页）。 1956年，作为党的总书记的邓小平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也强调，执政党的地位很容易使我们的同志沾染上官僚主义的习气，很容易使共产党员身上滋长一种骄傲自满情绪。而这些导致的结果，就是脱离实际、脱离群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