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对周恩来研究大体始于1936年中国的“西安事变”之后。当时作为中共代表的周恩来的经历和活动引起了日本方面的注意。此后日本政治学和历史学界不断拓展周恩来研究的广度和深度，研究成果逐渐增多。本文试对日本周恩来研究述评如下。 一、研究的4个阶段 日本对周恩来的研究呈现出4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西安事变”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西安事变”发生后，以侵占全中国为目标的日本对事态的发展极为关注，以中共代表身份参与处理“西安事变”及以后一系列谈判活动的周恩来自然引起日本方面的注意。当时日本外务省整理了一篇中共有关情况的内部报告，即在对周恩来的身世、经历作了粗略研究后，对他的主张及活动作了集中介绍。当时日本已经认定，周恩来是中共内仅次于毛泽东的决策的人物。这篇内部报告虽限于资料而不可能对周恩来进行较全面、深入的研究，但却标志着日本研究周恩来的开始。此后日本的周恩来研究都是在此基础上进行的。1939年参加日本外务省对周恩来研究工作的日本中国问题专家波多野乾一撰写的《国共再次合作中起重要作用的人物周恩来传》在《改造杂志》第19卷第7号上发表。 这是日本第一篇公开而又比较全面的研究、介绍周恩来生平的文章。此后，以波多野乾一为代表的许多日本中国问题专家经常在报纸上载文，分析和评论周恩来的讲话和活动，报纸上对周恩来在国共两党内战时期讲话及活动的分析，成为日本分析中共意向的主要线索。后来，波多野乾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研究周恩来的学术成果，被集中起来，于1954年刊于《文艺春秋》杂志，题为《周恩来秘录》。这一阶段日本的周恩来研究尚处于初始阶段，对周恩来的研究还很不系统、全面，对周恩来的生平介绍也多有错讹之处，评价中也不乏偏见或主观成份。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日本已把周恩来作为中共领导核心关键人物和对未来中国政局有巨大影响的政治家，列为重点研究对象。 第二阶段，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2年中日复交前。这一阶段日本公开发表的研究周恩来的成果较此前显著增加，从事周恩来研究的人已不仅限于日本的“中国通”，许多学术造诣颇深的日本史学家、汉学家们也把周恩来研究纳入自己的课题。研究成果大体有三类： （1）周恩来生平研究。1955 年冈崎俊夫在《中央公论》杂志上发表的《周恩来评传》和1957年青地晨在《知性》杂志上发表的《周恩来评传》，是当时这类成果中较早面世者。这两篇同题目文章对周恩来的生平和思想作了系统的介绍和评述，把政治家周恩来的完整形象呈现在战后日本人民面前。1954年须磨弥吉郎的《周恩来会见始末记》在《人物往来》杂志上发表。1961年高碕达之助的《同周恩来会谈》一文在《中央公论》上发表。这两篇文章也对周恩来的生平作了一些介绍。这些论著的面世，加深了日本人民对周恩来的了解。1961年松野谷夫所著《中国的领导人——周恩来及其时代》一书由同友社印刷发行。这部专著把日本当时周恩来生平研究的成果加以综合，其史实和评论则更丰满、准确。1967年梨本佑平编著的《周恩来》一书由劲草书房出版，这部书对周恩来生平的介绍更加系统、完整，而书中对史料的研究也加深了一步。这部书不仅在日本发行极广，而且在欧美和港台地区广为流行。这表明日本学者研究周恩来的成果已被日本国外众多的人们所接受。从《周恩来评传》到《周恩来》的这一系列研究成果有两个共同点：第一，把周恩来作为一个出色的政治家加以赞扬；第二，认为周恩来的政治活动对他所处的时代发生了重大影响，对中国的未来仍会发生巨大影响。 （2）周恩来思想研究。1949 年由日本中央书籍社编印的《围绕毛泽东的英雄》一书中专门有“周恩来”一章。文中对周恩来的思想和政治家风格作了简要的介绍和评论。岩村三千夫1955、1956年先后刊登于《亚洲经济旬报》上的《周恩来外交演说的意义》和《周恩来的政治报告》两篇文章以及太田胜洪1967年发表于《中央公论》上的《刘、林、周的思想和实力》一文，均对周恩来的思想作了研究。1971年柴田穗的《周恩来时代》一书由中央公论社出版，同年他的《周恩来——左右三巨头时代三个风云人物之一》一文在《东洋经济》上刊出，田英夫的《周恩来的思想和战略》一文在《东京美术》杂志上发表。这些学术成果中对周恩来的思想作了完整论述并对其形成条件作了探究。这些学术论著都认为：第一，周恩来在革命实践中形成了较为系统的思想；第二，周恩来思想的特色是务实；第三，周恩来的思想对中共的活动和新中国建设有巨大影响。这些成果代表了当时日本周恩来思想研究的最高学术成就。 （3）对周恩来政治活动和政治地位的研究。 作为中国总理的周恩来的活动自然被日本关注，他们在探究中国内外政策走势的同时，也对周恩来的政治活动和政治地位作了探究。岩村三千夫围绕周恩来的外交活动撰写了《周恩来、尼赫鲁会谈》、《周恩来访问亚洲的反响》、《周恩来访问苏联、东欧》等评论，对周恩来的政治活动和政治地位的评论是较正确和有预见性的。而铃木一雄于1960年发表在《世界》杂志上的《日中关系与周的发言》一文则对周恩来对中日关系的见解给予了较多的介绍和评论，为日本政府调整对华政策提供了参考。“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日本学界对周恩来的地位和政见格外注意。土井正行的《周恩来能把握事态的发展吗？》（载《大陆问题》杂志1967年第16期），永渊清敏的《引人注目的周恩来——革命派内部对立的激化》（载《世界周报》1967年第48期），竹内实的《周恩来的作用》（载《朝日杂志》1967年第9 期）和泽谷昭次的《周恩来是个什么样的人物》（载《中央公论》1967年第82期），岩崎公彦的《中国总理周恩来是个有魅力的“不倒翁”》（载《亚洲》杂志1971年第6期）等文章， 着力对周恩来的实际政见作了深入剖析，并以此推测中国政局的变化。这些文章中既有主观臆测的成份，但也有见地颇深之处。 第三阶段，从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到周恩来逝世。这一阶段的成果大体有4类：（1）“周恩来体制”研究。日本学者在此阶段十分注意周恩来以实际工作稳定中国局势，纠正“左”的错误的行动。他们认为周恩来实质上是不赞成“文化大革命”这样全面内乱的，目前正逐渐推行稳定中国、发展经济的“周恩来体制”，而“周体制”实质上与毛泽东的“文革”路线不同。他们还对毛泽东、周恩来以后的中国政局作了预测，认为周恩来的真实主张将影响毛、周之后的中国政局。柴田穗的《“周恩来体制”与非毛泽东化》（载《中央公论》1972年第87期），浅见靖的《周恩来与“批林批孔”》（载《中国研究》1974年第52期），藤井彰治的《周恩来、邓小平交替论的分析》（载《共产圈问题》1974年第18期），柴田穗的《“周恩来体制”下的党的体制》（载《世界经济》1973年第2期）和《周恩来体制的考验》（载《自由》杂志1973 年第15期）以及他的《“周体制”的巩固和“毛时代”的结束》（载《世界政经》1975年第4期）， 柴田穗的《林彪垮台后的动向与周恩来体制的课题》（载《国防》1973年第22期），桑原寿二的《周以后和毛以后》（载《国际时评》1975年第128 期）等论文是这类学术成果中较有份量者。这些文章对周恩来试图整顿党、政、军以实现国家稳定来进行经济建设，解放老干部，调整各级领导班子的实际政治目标作了分析和评述。认为这是“周体制”的重要内容。（2）周、毛关系研究。 松野谷夫的《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关系》（载《流动》杂志1972年第4期）， 藤喜久藏的《“批林批孔”——周恩来总理将被怎么样？ 》（载《邑友》1974年第35 期）， 柴田穗的《周恩来路线的发展》（载《现代中国》1972年第3期）和他的《毛泽东与周恩来》（载《浪漫》1974年）、 《“从病房胜利”的周恩来的战略和技术》（载《亚洲》1975年第10期）均对周、毛关系进行了分析和推测。1975年鸟居民的学术专著《周恩来与毛泽东——试论周恩来》一书由草思社出版。该书以中国革命的发展历程为背景，系统论述周恩来与毛泽东的合作关系及其由于“文化大革命”所产生的分歧和矛盾。该书在认为周恩来一生当中是能与毛泽东密切合作的政治家的同时，也对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后期与毛泽东的关系作了分析和预测。（3）周恩来个人品格研究。 宇佐美滋的《分析中国二把手的哲学与活动能力——周恩来一个普通人的形象，经过千锤百炼的中国政治杰作》（载《经济学家》1972年第3期）， 高田富佐雄的《周恩来的魅力与谜》（载《朝鲜评论》1976年第171期）， 立闻详介的《周恩来之谜——舍名求实的生活准则》一书（主妇和生活社1972年出版），是这类成果的代表，这些文章和著作都赞美了周恩来务实和坚定的政治家品格，并对此种品格形成的社会和个人原因作了探索。这些成果体现出的一个共识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与中华民族几千年形成的传统伦理道德的结合，是形成周恩来优秀个人品格的最根本的原因。（4）周恩来与中国对日关系。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前后， 日本学界对周恩来对日外交活动和主张作了精细研究。朝上正的《周恩来的柔软外交》（载《朝日杂志》1972年），高市惠之助的《周总理的亚洲、太平洋和平战略》（载《朝日亚洲调查》1972年第3～4期），高田富佐雄的《周恩来所追求的日中邦交》（载《朝鲜评论》1972年第136 期），集中研究了周恩来在对日关系中的原则和策略，认为周恩来的基本思路是要建立良好的中日关系，以利于和平和中国的建设事业。并依此对中日关系前景作了较准确的预测。此外，这一时期发表的柴三九男的《周恩来与蒋介石》一文（连载《短大论丛》1973～1975年第49、51、54期）和西河毅的《周恩来的道路》一书（1976年德闻书店出版），对周恩来与蒋介石在大革命时期的关系以及周恩来早年寻求革命真理的历史，也作了深入研究，在周恩来历史研究方面有新建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