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探索，是从超越资本主义文明这一着眼点出发的，在他看来，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将以新的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构建起一个全面超越资本主义的崭新文明，中国不仅要在生产力水平上赶超西方发达国家，而且还要从根本上克服资本主义文明中人剥削人、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社会不公正，以及颓废堕落的精神现象。这里必须纠正一个错误的印象，就是以为毛泽东历来都不注意发展社会生产力，只强调搞阶级斗争。事实上，建国以来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毛泽东都高度注意改变中国落后的经济面貌，强调党的工作重心要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把“保护和发展生产力”确立为全社会的根本任务。即便是搞“大跃进”运动，毛泽东的出发点也是期望借此在经济发展上找到一条赶超西方国家的捷径。无论是反“反冒进”、还是提出“超英赶美”等不切实际的口号，尽管实际上导致了经济建设灾难性后果，但同时恰恰表露了毛泽东在中国生产力发展上赶超西方的急切心理，表露了毛泽东对社会生产力水平的高度关注。 对民族文化传统的自豪感、优越感的体现，以及对中国作为世界大国地位的当然肯定，常使中国知识分子在近代悲惨的民族命运及一穷二白的社会经济文化现实面前，形成一种强烈的精神焦虑，其现代意识往往凝结着迎头赶上，并“驾乎欧美之上”的赶超意识。毛泽东同样也不例外，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更是使他对中国在社会文明发展各个方面超越西方充满了必胜的信心。“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子呢？”著名的“球籍”说就是在上述这种精神压力下形成的。然而，“大跃进”的失败却使毛泽东原先全面型的赶越模式遭受了严重的挫折，使他的心灵受到了极大的震撼。在严峻冷酷的现实面前，毛泽东不得不冷静下来，意识到“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100多年的时间， 我看是不行的”（石仲泉《毛泽东的艰辛开拓》第231页，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他对超越资本主义文明的战略构想，由此逐渐发生重大转折。他逐渐更多地转向从生产关系、上层建筑领域寻找超越的突破口。如何实现社会公平、如何提升人的思想境界，越来越成为晚年毛泽东建构超越资本主义的中国社会主义新文明的思想焦点。 追求社会公平及高尚、纯洁的社会精神面貌，并以此作为社会主义文明超越资本主义的优越性所在，这本身并没有错，问题在于一旦这种追求游离于整个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之外，由此而淡忘了发展生产力这一根本性的任务，它就隐含着将社会主义同现代化分离开，甚至对立起来的危险性。六七十年代的中国历史恰恰就是这样陷入了忽视生产力发展，忽视现代化建设，同片面执迷于追求社会公平，提升人的思想境界的恶性循环中。越是孤立地强调抽象的社会公平，强调空洞的思想改造，就越是遗忘了生产力的发展，甚至唯恐现代化建设妨碍实现社会公平和净化人们的灵魂。而越是忽视现代化建设的根本意义，就越是热衷于以人为变革生产关系来实现所谓的社会公平，以无休止的灵魂革命来建构没有现实根基的精神天国；就越是片面地用社会公平与人的精神状态来诠释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本质。 “大跃进”以前，当毛泽东提出中国国情的特点是“一穷二白”时，流露出的是一种现代化建设的强烈赶超愿望。而“大跃进”失败以后，毛泽东则直接从正面意义上阐述起“一穷二白”的优越性。在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他就曾认为外国评论“穷是中国跃进的动力”这句话很对，说：“因为穷，就要干，要革命，要不断革命。富了，事情就不妙了，中国现在不富，将来富了也一定会发生问题。”七十年代，这种思想倾向更是日益走向偏激。1973年6月， 他说：中国是个很穷的国家。我看，越穷越好，就想革命啊。1975年9月， 在会见英国前首相希思时还说：中国现在还很穷，穷了好，比你们富好，人一穷，他就要斗争。（同上第238页）六七十年代， 毛泽东往往总是担心人们一心一意搞经济建设，容易迷失社会主义方向，就会滑向资本主义，担心人们会因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丧失崇高的精神追求，在效率与公平、物质生活的富裕与精神境界的提升的价值天平上，毛泽东越来越偏向了后一个方向，甚至不时牺牲前者而成就后者。 由此，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文明发展模式的构想发生重大的蜕变，在忽视现代化建设，忽视生产力发展的过程中，逐步构织出了一幅平均主义的“公平”社会体制同“六亿神州尽舜尧”道德理想主义相融合的空想主义文明蓝图。 首先，脱离生产力发展水平，不断人为地变革生产关系和社会体制，追求“一大二公”，否定社会分工及收入差别的现实意义，构建起一个有着浓厚的平均主义色彩的社会“公平”体制，其具体步骤是： 第一，以人为消灭社会分工的方式实现社会个体身份的均一，要求社会各单位都办成全面发展自给自足的，没有个人固定分工的“大学校”，使每个社会成员都能成为“拿起锤子能做工，拿起锄头能种田，拿起枪杆子能打仗，拿起笔杆子能写文章”的社会新人。（《人民日报》，1966年8月1日） 第二，通过否定商品生产和货币交换，以及实行“一平二调”，否定八级工资制，逐步实现社会财富的平均分配，消除“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等“资产阶级法权”。 第三，通过办“五七干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途径，试图超现实地、人为地消除工农、脑体、城乡的差别，实现人们在生产劳动，接受文化教育，享受物质生活待遇方面的均平。 第四，通过创办“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形成共同拥有、共同劳动、共同生活、共同消费的社会组织形式以及社会生活方式。 晚年毛泽东以为，通过上述这些步骤，就可以逐步建构起一个公平的社会体制，从根本上克服资本主义文明的社会弊端。不幸的是，这些步骤，没有一个是建筑在社会生产力发展，建筑在整个社会的现代化建设的基础上的，因而注定只能成为一种脱离实际的社会空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