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同志作为举世闻名的战略家、思想家，其思想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形成，在不断突破旧观念中完善，在创立新思想中发展。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曾经历从“城市中心论”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思想转变；抗日战争胜利后，经历了和平建国（走议会道路）构想到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转变；建国以后，又经历了从模仿苏联到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思想转变。毛泽东的每一次思想转变，都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都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开创了一条新道路。研究和探索毛泽东的思想转变过程，科学地揭示其规律和特点，对于完整地、准确地把握毛泽东思想，进一步深入理解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坚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均有着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第一次思想转变——从“城市中心论”到农村包围城市思想的形成 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中心城市，建立全国政权的革命道路，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义义革命取得胜利的成功经验，也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光辉典范。然而，党并不是一开始就选择了这条道路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如何把暴力革命的普遍原理同本国的实际结合起来，武装斗争采取什么形式，走什么道路？处于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并不十分清楚，在马列的经典著作中也找不到现在的答案。由于俄国革命的成功经验是走“以城市为中心”的道路，即首先从中心城市发动武装起义，然后迅速扩展到广大农村，夺取全国政权，于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就形成了一种模式，即“城市中心论”。共产国际一直用这个模式来指导中国革命。当时，中共党内许多同志机械地套用苏俄城市起义的经验，坚持城市中心论，并且积极付之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中。 由于这一时期，是我党开展武装斗争的尝试阶段，同当时的党中央核心领导层一样，毛泽东同志也缺乏这方面的经验，因此，他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城市中心论”的影响。早在大革命前，恽代英曾建议毛泽东象陶行知那样搞一搞乡村运动，毛泽东说：现在城市工作还忙不过来，怎么能再去搞乡村呢？（《周恩来选集》上卷第 333 页， 人民出版社1980年12月第一版）。在后来领导秋收起义的过程中，毛泽东一开始便受进攻城市这一思潮的影响，也有过攻占城市的企图和计划。如：1927年9月他率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从赣北进入湘东北， 试图执行湖南省委制订的进攻长沙的计划；同年12月中旬，他在写给湖南省委的报告中，仍然流露出进攻长沙的意念；1928年1月， 他主持前委与万安县委的遂川联席会议做的“形成赣西南割据”的计划中，也曾率部进攻赣州城。正如周恩来同志所说的：在党的六大（1928年）那时候，关于把工作中心放在农村，“六大”没有认识，“我认为当时毛泽东同志也还没有这些思想，他也还是认为要以城市工作为中心的”（《周恩来选集》上卷179页）。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试金石。从外国搬来的“城市中心论”完全脱离了中国的国情，因此注定在中国行不通。 “八七”会议后一年多的时间里，我党在全国各地曾发动了100 多次武装起义，由于受“城市中心论”的影响，其目标无不是向大城市进攻，至少也是进攻县城。但是凡企图夺取城市的起义都失败了，而起义后转到山区或两省边界地区的都站住了脚。现实使有远见的中国共产党人，终于从对中国特殊国情和形势的认识和分析出发，开始逐步将该地区党的工作重心向农村转移。 率先实现从城市到农村工作重心转变的共产党人首推毛泽东。1927年9月9日，毛泽东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并着手攻打城市的一系列实践探索，由于敌我力量的悬殊，各路义军相继失利，面对严峻的形势，毛泽东不得不放弃攻打长沙的计划，向敌人力量薄弱的罗霄山脉中段井岗山地区进军，并在井岗山革命根据地建立的革命实践中，初步形成武装斗争，建立革命政权和深入土地革命三位一体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这一思想集中反映在他一九二八年十月到十一月写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岗山的斗争》两篇著作中。这时的毛泽东，还没有真正确立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思想，他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着眼点还仅仅停留在影响城市工人，“帮助城市斗争”方面，还没有形成以农村为主的认识，但毕竟迈出了农村包围城市实践和理论探索的重要一步。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推动着毛泽东同志的认识不断前进。到一九三○年，全国形势有了新的变化，革命力量有了很大发展。这时正规红军已经发展到十四个军，十万人，并拥有遍及全国十余个省，三百多个县的大小十五块革命根据地，部分地区还形成了对城市包围的形势。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才有可能把小块红色政权与夺取全国革命的胜利联系起来，在丰富的实践经验基础上做出理论上的新概括。一九三○年初，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篇划时代的著作中，认真总结了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深刻批判了“城市中心论”，明确提出城市武装起义的道路在中国行不通，指出中国革命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从而标志着毛泽东同志认识上的一个飞跃。一九三○年五月，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这篇重要著作中，尖锐地批评那种不从中国情况出发，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主义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从哲学的高度，从党的思想路线上，对于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还是走城市起义道路的争论，作出了马克思主义的回答。 二、第二次思想转变——从和平建国构想到“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