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本文从中国文化传统与带有地域性特点的湘学传统的角度，考察、分析了毛泽东与曾国藩在文化心理结构的形式特征上的传承关系。文章认为，毛泽东与曾国藩无疑有着本质区别，但在文化心理结构的形式特征上却有着惊人的一致性。表现为既高扬伦理意志，又力主求实务实的事功精神，以及这两者之间的互补与冲突。这也许是他们拔起寒乡、叱咤风云而晚年又陷入悲剧的深层文化根源。 毛泽东与曾国藩，拔起寒乡，叱咤风云，引人瞩目。虽然他们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思想上都有着本质区别，但在文化心理结构的形式特征上，却有着惊人的一致性与传承性，既高扬伦理意志又有突出的务实精神，充分体现出湘学传统的基本特征。 一 讲求伦理与经世务实本是儒学传统精神，亦即所谓内圣外王之道。但其修齐治平的路径有可能并且事实上将内圣与外王离为两途。故儒学虽在历史上演化为各种流派，然就其基本倾向而言无非“内圣之学”与“外王之学”。宋代以来发展出来的理学，即是对“内圣之学”的哲学阐扬：“学莫大于本末始终。致知格物，所谓本也，始也；治天下国家，所谓末也，终也。治天下国家，必本诸身。其身不正，而能治天下国家者，无之。”〔1 〕因而理学所突出的是以“修身”为内容的伦理本体，其经世目标在对心性修养的精巧分析面前便显得暗淡无光，实际上淡化了儒学的经世之旨。其结果是“自来言宋儒之理学者，往往小廉曲谨，可以持当躬，而不足以任大事。”〔2 〕湘学传统乃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带有其一般性特征，但更具有地域性知识分子群体的特点和学风，那便是理学与实学的结合。一方面注重心性修养与主体意志的能动性，另一方面则是对实学的讲求和经世致用的求实学风。这使得湖湘士人大都追求所谓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理想人生，于学于政卓有建树，而不同于空谈义理的腐儒。这一传统远绍湖湘学派，近接王夫之，中经曾国藩等人，下启毛泽东，在近代忧患意识的催发下，骎骎益盛。 理学肇始于濂学，传为洛学，演为闽学，复又流播于湘学。故湘学中的理学传统根深蒂固，然其特点是从不脱离经世致用的目标，带有实学色彩。湖湘学派是由其创始人胡宏的弟子张栻得以宏扬的。朱、张会讲岳麓，两人的思想便有歧异之处。张既注重明义利之辨，又不尚空谈，主张以经世为要务，因而具有“事功之学”的意味，张栻之后，其高足胡大时，既从朱熹问学，又受业于永嘉事功学派创始人陈傅良门下，这就使湖湘学派形成理学与实学相结合的特征。 明清鼎革之际的王夫之，孤怀宏识，注经衍子，评史论政，著述垂40年。后来曾国藩设金陵书局，广搜其遗稿，刊印《船山遗书》288 卷，对湘学传统产生了深远影响。仅从湘中理学传统来看，理学遗绪不坠，实与船山有关。不论船山之学是否“理学正宗”，但湖湘士人多将其看作理学传人，标举孔子、宋儒、船山一脉相承之学统。随着船山著述的问世，清代许多湖湘学者，仿照王船山的《读四书大全说》、《近思录释》等，纷纷著述阐释宋代理学。但是另一方面，王船山又从哲学和历史的高度对经世实学作了宏扬和阐发。他在本体论和认识论上提出“理气相依”、“知行相资”的观点，并抓住贯穿本体论与认识论的道器关系问题，“伸斧钺于定论”，作了精辟的论述，主张“治器”，“作器”，“述器”，“欲尽废古今虚妙之说而返之实。”船山的宏言谠论还未公诸于世，同时代顾炎武等人的“经世”旗帜由于清代社会政治的稳定和文网严密的高压政策已折入考据一途，“家家许郑，人人贾马，东汉学灿然如日中天。”〔3〕到了嘉道年间，“太平盛世”已成昨日黄花，“内忧”、“外患”相踵而至，于是，在民族危机与社会危机的催发下，由王船山倡导的经世观念，随着其思想著述的流传，遂在湖湘士人中形成了突出的实学风尚。 王船山之后，以魏源、陶澍、贺长龄等人为代表，一方面究心理学，其立身五行，治事设政，“一以宋儒之学为本”〔4〕；另一方面， 又强调“王道”、“性命”就在实用功利之学之中，故被称之为“湖湘经世派”。与“湖湘经世派”关系密切的湘军集团，明显地继承并宏扬了这一传统。而湘军首领曾国藩，则是将理学与实学结合起来的典型代表。 曾国藩可谓复兴理学的中坚人物。他早年就学于岳麓，受过系统的经学教育。进京后师事理学家唐鉴，唐“学宗闽、洛”〔5〕， “专以义理之学相勖。”〔6〕曾国藩由此“日以朱子之学为日课， 始肆力于宋学矣。”〔7〕他一生治学兼采众说，不拘一家， 但平生仍以理学信徒自居，宣称“一宗宋儒。”〔8〕由于曾国藩等人的提倡， 理学在道、咸之际得以重张其帜。梁启超曾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乾嘉以来，汉学家门户之见极深，‘宋学’二字，几为大雅所不道，而汉学家支离破碎，实渐以惹得人心厌倦。罗罗山、曾涤生在道、咸之交，独以宋学相砥砺，其后卒以书生犯大难成功名。他们共事的人，多属平时讲学的门生或朋友。自此以后，学人轻蔑宋学的观念一变。”〔9〕 曾国藩虽然以宋儒理学轨辙自身，但在经世思潮与社会动荡的影响下，深知空谈性理之迂腐，因而“详览前史，讲求经济之学。”〔10〕认为“德而无才以辅之则近于愚人，才而无德以主之则近于小人。”〔11〕鉴于理学家们的确淡化了经世之旨，他特意从义理之学划出经济之学。其对经世实学的推崇甚至使他离开义理走向功利之学了：“近世张敦复之恒产琐言，张扬园之农书，用意至为深远。国藩窃以为稼穑之泽，视诗书、礼让之泽，尤为可大可久。”〔12〕“大抵军政吏治，非财用充足，竟无从下手处。自王介甫以言利为正人所诟病，后之君子例避理财之名，……叶水心尝谓，仁人君子不应置理财于不讲，良为通论。”〔13〕曾国藩把这种讲求功利实学的务实精神贯彻在长期的军政实践中，成为他实现所谓“中兴事业”，并走向洋务运动的重要因素。对曾国藩的务实精神及其影响，有人评论说：道光末季，风气颓废，“湘乡曾文正公始起而正之，以躬行为天下先，以讲求有用之学为僚友劝，士从而与之游，稍稍得而闻往昔圣贤修已治人平天下之大旨，而其幕府辟召皆一时英隽，朝夕论思，久之窥见本末，推阐智虑，各自发摅，风气至为一变，故其成就者，经纶大业，翊赞中兴。”〔14〕曾国藩将理学与实学结合起来的学风，挟其赫赫功名，对湖湘学子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