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毛泽东早期曾接受“圣贤创世”和“忧民”、“重民”、“救民”的思想，五四运动前后，他看到“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转而接受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民主观。他认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他要求党实行“民主集中制”，“走群众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要建立和建设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但是，在人民共和国成长的历程中，尤其在“文化大革命”中，出现了严重破坏民主的现象，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了重大损失。毛泽东对此负有主要责任，这和他的民主观中的一些失误是分不开的。 一、“人民”范围界定的困难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这样写到：“这种新民主主义是大众的，因而是民主的。”1962年他在解释“人民民主专政”时说：“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对人民的敌人实行专政，这两个方面是分不开的。”毛泽东认为，在中国，只有从人民大众的利益出发，为了人民大众并以人民大众为主体的民主才是真正的民主。民主的即是“大众的”，民主就是“人民当家作主”。 那么，“人民”又是哪些人呢？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拿我国的情况来说，在抗日战争时期，一切抗日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畴，……在解放战争时期，美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即官僚资产阶级、地主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都是人民的敌人，一切反对这些敌人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在现阶段，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两点： 第一点，毛泽东以人民为本位的民主观，在这里展现得淋漓尽致。这同资产阶级的所谓“精英民主”有本质的区别。毛泽东要实行的是“人民民主”，是中国的大多数人都能当家作主。毛泽东的人民民主专政思想是根据阶级分析方法进一步形成的敌我分析方法建构起来的；“人民”是以政治利益为基础的集合，它是和“敌人”这一概念相对立的政治活动主体的表现，实际上就是最大限度地扩大人民民主面、缩小专政面的国家学说，是对马克思主义民主观、国家观的继承和发展。 第二点，毛泽东的“人民民主观”无疑具有高度的合理性，实践证明有很强的生命力，但也证明实际操作比较困难。仔细剖析毛泽东关于“人民”的定义，可以发现他是以国家、民族的最大利益为参照物制定的，凡是能为中华民族生存、发展做出贡献的人都是人民。由于在不同历史时期，中华民族有不同的利益标准，所以“人民”中的人自然也就不同。抗战时期，抗日是中华民族的最大利益所在，所以一切抗日的人都是“人民”；解放战争时期，由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严重束缚和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一切反抗他们的人都是“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自然地，“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 以国家、民族的最大利益为参照物来界定“人民”的范围是不错的，但接之而来的问题是，谁来指出当前国家、民族的最大利益是什么？谁来界定“人民”和“敌人”的范围？是领袖还是人民？ 在1957年至1976年这二十年中间，“人民”的范围主要是由领袖即毛泽东界定的。历史证明，以领袖来界定“人民”，有专断之趋向；以人民来界定“人民”，似乎陷入自我证明的悖论。好象走进了一条死胡同。现在看来，相对而言，比较好的方法是人民界定“人民”。人民的命运必须由人民来把握，领袖可以起到指引、领导的作用，但最终的、决定性的力量应该是、也只能是人民。 二、“大民主”失败的教训 1945年7月， 中国民主建国会创始人黄炎培先生曾在延安对毛泽东坦诚直言：“我一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可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也有，‘求荣取辱’也有，总之，没有跳出这个周期率。”毛泽东胸有成竹地答道：“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民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1〕 正是基于李自成的失败及历代王朝兴衰的教训，1949年3月， 新中国诞生前夕，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谆谆告诫全党：“夺取全国的胜利，只不过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他要求全党戒骄戒躁，谦虚谨慎，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要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进攻。 但是，千警惕，万提防，建国后不久仍然出现了党内居功自傲情绪、领导干部命令主义作风，随之少数人走上了贪污腐化等违法乱纪的罪恶之路。为了克服和清除这些作风和现象，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倾注了大量心血。1951年12月至1953年，根据中央指示，全国开展了大规模的“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和“新三反”（反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运动。1957年4月27日， 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整风运动指示》。这类运动收到了一定的成效，但是由于反右派运动的严重扩大化，以及这类运动没有触及到党和国家领导体制所存在的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其最终结果事与愿违。毛泽东在对以整风这种形式反对官僚主义充满信心的同时，也曾说：“你说整了这次风就不整了？整了这次风就没有官僚主义了？只要过了两三年，他都忘记了，那个官僚主义又来了。所以过了一个时候就又要整整风。”〔2〕 然而，由于整风运动后仍存在贪污盗窃、多吃多占、浮夸风、打人捆人以及干部脱离群众等问题，毛泽东于是要举起另一把利剑——“大民主”反对官僚主义。毛泽东是个斗士，为了探索一条中国式的民主之路，他一生都在不断地调整、改革。虽然在某些方面失败了，但仍不失英雄本色。当然，同时要看到，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背叛深深刺激了毛泽东。这也是产生“大民主”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