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滋生和成长的中国资产阶级，带有自身独具的性质和特点。如何认识和对待中国的资产阶级，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国际共运史的文件中没有现成的答案，是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必须解决而又极为复杂的任务之一。它是关系到中国共产党能否认清国情，区分敌友，制定正确的政治路线，引导革命走向胜利的重要问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经历了挫折与胜利、失败与成功的曲折过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集中了党和人民的集体智慧，逐步形成了关于中国资产阶级的科学理论，并制定了应该采取的正确政策。它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 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对中国国情尚未深刻了解，还不懂得中国的社会性质，不懂得在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国度里，必须先进行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才能进而实行社会主义革命，而只是依据共产主义的一般理论和因袭俄国十月革命的公式，把资产阶级作为革命的对象。党的二大制定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对中国资产阶级同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的区别有了认识，把“中国幼稚资产阶级”作为革命动力之一，但还没有把民族资产阶级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区分开来。党的三大确定了国共合作的方针，采取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联合反帝反封建的策略，无疑是正确的，但忽略了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党的四大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并将中国资产阶级区分为“大商买办阶级”和“民族工业资产阶级”两部分，表明全党对中国资产阶级的认识有了新的突破。但四大对两部分资产阶级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的分析还不够细致，也没有制订出无产阶级对两部分资产阶级相应的正确策略。随着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深入发展，阶级分化日益加剧，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资产阶级性质和特点的认识逐步加深。蔡和森、邓中夏、瞿秋白、毛泽东、刘少奇和周恩来等人发表文章，对此都作了贡献。特别是毛泽东在1925年12月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集中了党内正确意见，提出了关于中国资产阶级理论的基本观点：其一，把中国资产阶级区分为大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即民族资产阶级）两部分。其二，对中产阶级“需要革命”和“怀疑革命”的两面性有了一定的认识。其三，指出中产阶级要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是完全行不通的。其四，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当然，这时毛泽东对中国资产阶级的分析还是不全面、不深刻的。如划分大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的标准问题，对民族资产阶级的估计问题，等等。但毛泽东的分析，说明他已将马列主义关于资产阶级一般论述同中国资产阶级问题初步结合起来，标志着毛泽东关于中国资产阶级理论的初步形成，它为我党进一步认识和处理同中国资产阶级的关系奠定了基础。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1935年又发动华北事变，整个民族都处于亡国灭种的境地，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国内阶级关系进一步发生变动。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毛泽东的报告，根据“九一八”事变以来特别是华北事变以来中国资产阶级政治态度的变化，运用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创造性地系统地分析了中国资产阶级，规定了相应的策略和政策，标志着毛泽东关于中国资产阶级理论的基本形成。 第一，科学地把中国资产阶级分成大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两部分，对大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区别作了质的规定。毛泽东指出，中国的地主买办阶级，“他们的利益同帝国主义的利益是不可分离的”，“是帝国主义的走狗”，“是中国人民的死敌”。而“民族资产阶级同地主阶级、买办阶级不是同一的东西，他们之间是有区别的。民族资产阶级没有地主阶级那样多的封建性，没有买办阶级那样多的买办性”。看他们是属于买办资产阶级，还是民族资产阶级，是看他们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关系的密切程度，而不是看是否卖“土货”或“洋货”，也不是看是否受过资本主义教育。这就把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区别作了质的规定，从而使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概念有了科学的含义。毛泽东还根据民族资产阶级与国外资本、本国土地关系的密切程度，把民族资产阶级分成左右两翼。指出，民族资产阶级内部有同外国资本和本国土地关系较多的一部分人，是民族资产阶级的右翼；与外国资本和本国土地关系没有关系或关系较少的那些部分，是民族资产阶级的左翼。 第二，进一步论述了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提出了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政策。毛泽东指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具有软弱性，其“特点就是他们的动摇”。“他们一方面不喜欢帝国主义，一方面又怕革命的彻底性，他们在两者之间动摇着。”他们参加过1924年至1927年的革命，随后又附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反革命，今天在殖民地的危机下，又有参加革命的可能。这种软弱性和动摇性，是“他们从娘肚子里带出来的老毛病”。因此，必须如实地把他们同买办资产阶级相区别，并由此而建立我们的政策。在政治上，把工农共和国改为人民共和国以容纳民族资产阶级，在人民共和国里给他们“说话做事的权利，给他们以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在经济上，“并不没收民族资产阶级的工商业，而且还鼓励这些工商业的发展。任何民族资本家，只要他们不赞助帝国主义和中国卖国贼，我们就要保护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