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毛泽东是20世纪中国历史上最富魅力的伟大人物，也是这个世纪世界历史上最具人格力量的巨人之一。毛泽东人格作为中华民族20世纪时代人格精神与时代民族精神的精华，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先进分子在振兴中华民族、实现国家现代化的历史性追求形成的中国文化及人格精神的时代形态，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在吸收外来的先进文化与人格精神，尤其是在对中国传统文化及其人格精神的继承与根本改革中铸成的。 毛泽东人格源于历史，源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格精神。同时，毛泽东人格又超越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格精神。毛泽东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是在浓重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氛围中度过的。他曾系统地接受过传统文化的教育，在他身上深深地植入了传统的“基因”。在长沙第一师范时，毛泽东以兼收并蓄包容百家的态度，接受了从孔孟程陆朱王，到颜习斋、顾炎武、王船山、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以及陈独秀、李大钊，又加上康德、叔本华、托尔斯泰，甚至还有佛学中破与立的思想，以一种理性的实践精神履行了导师杨昌济的中西文化观。心灵的碰撞和思想的激荡，使毛泽东强烈地感受到一种挣脱羁绊要踏出一条新路来的渴望。 “五四”运动爆发后，毛泽东创办的《湘江评论》问世，此时的毛泽东开始在文章中猛烈地抨击中国传统文化，提出改造国家的一个根本方法是“民众的大联合”，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的崭新解释，但当时毛泽东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背景依托来理解和发挥马克思主义原理的。1920年12月1日， 毛泽东致蔡和森的信上谈到他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他说，所谓社会主义，就是世界主义，就是四海同胞主义，就是愿意自己好也愿意别人好的主义。对社会主义的这种理解，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大同思想的基础上的理解，康有为的《大同书》以及谭嗣同的《仁学》在毛泽东思想的深处起着一种间接影响的作用。 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是普遍真理。但直接论述中国革命的理论文章则很少。况且，作为东方大国的中国，有着自己特殊的国情，因此，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应用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形成适合中国特点的科学理论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历史任务。这项历史任务，主要是由毛泽东来完成的。本世纪30年代前半期，王明掌握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他极端鄙视本国的实践经验和传统文化，把马列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使中国革命受到严重挫折。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内的领导地位。毛泽东明确地指出，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并且响亮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口号。 延安时期，毛泽东在性格上已经从青年时代的机敏和热情步入中年时代的殷实和练达。长期革命斗争的锻炼，使他具有一种钢铁般顽强的意志，惊人的洞察力和预见性，显示出一种战略家的高瞻远瞩的伟岸气魄。善于摆脱困境勇于接受挑战的胆略更是增添了他作为领袖的人格力量和个性魅力。这时毛泽东抓紧一切时间发愤苦读马克思主义理论书籍，系统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具体地分析中国的历史和社会特点，批判地继承和改造了中国传统文化，在实践的基础上，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在逐渐交融的过程中发展起来。从内容上讲，毛泽东将中国传统的军事文化、政治文化、哲学伦理、文学艺术等和马克思主义水乳交融、相得益彰；从形式上看，马克思主义博大精深的理论学说带上了鲜明活泼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为中国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在理论上的卓越建树和革命实践中的丰功伟绩两者交相辉映，为历史地确定他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地位奠定了坚固的基石。 今天，当我们以冷静而积极的态度重新审视中国传统文化，重新认识毛泽东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传统文化的过程，便不难发现，因种种历史条件和主观因素的限制，这个改造过程也相应地存在某种缺陷。而这种缺陷在本质特征上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共生物，在一定程度上必定对毛泽东这样一个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浓重氛围中成长起来的人物产生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就其经济基础而言，是中国延续了几千年的自然经济的反映，是古代农业文明的表现。中国的根本问题是农民问题。中国农民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和情感方式，决定着中国社会生活的基调。中国农民在土地问题上具有特别明显的两面性。可以为了土地而革命，也可以为了土地而保守。毛泽东理解中国农民的愿望和要求。在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制定了符合历史实际状况的土地政策和方针，把土地问题当作基本问题之一来认真解决，释放了农民的革命潜力，从而成功地领导了中国革命。建国一段时间以后，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的情况下显然没有十分清醒认识到中国农民的这种保守所具有的历史合理性。中国广大农村中农业合作化的过快和过于表面化的胜利，使毛泽东头脑开始不清醒了，也助长了他对个人意志的过分自信，深信自己的主张总是正确的。八届十中全会以后，他的“左”倾思想日益发展，以致最终导致“文化大革命”的发生。 中国的传统文化有两大缺陷，即缺乏实证科学及其方法的精密理论，缺乏社会政治生活中的民主传统。中国传统科学就其思维特征而言，是以古典相似性思维的形象化描述，笼统式的概括和类比型归纳为主要特征的。这种思维特性使我们的思维方式陷在模糊性、直观性和直觉性之中，妨碍了我们民族思维精确化的演进。主体理论思维的旨趣，主要不在于描述世界的客观图景，而在于表现主观精神的理想画面。个体不仅在经济政治生活中，而且在精神生活中都与宗法社会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个体关于对象世界的把握被转化为群体意识对客体的体验，从而使人们满足于用理想的联系来代替未知的现实联系，用纯粹的想象来填补现实的空白。这种中国传统文化上的缺憾，在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当中，出现了一次历史性的大曝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