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开辟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解决了农民土地问题，创立了系统的农民问题理论。与之同时代的思想家梁漱溟也以乡村建设理论，对现代中国农民问题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并进行了乡村建设运动的实践。本文试从农民观（农民问题的历史、现状和未来）、农民问题的解决过程和思想理论特征三方面对两人的理论作一比较研究。 一 农民观比较 毛泽东认为，自周秦以来，中国是一个封建社会。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他指出，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制度的主要特征是封建统治阶级依靠封建土地所有制残酷地剥削农民，政治制度方面的主要特征是地主阶级的封建国家作为封建经济制度的保持、维护力量野蛮地压迫农民。“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1〕， “地主阶级这样残酷的剥削和压迫所造成的农民的极端的穷苦和落后，就是中国社会几千年在经济上和社会生活上停滞不前的基本原因”〔2〕。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因外国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侵略，发生了两方面的变化。一方面，封建社会开始解体，中国社会变成了一个半封建的社会；另一方面，外来殖民势力统治中国，把一个独立的中国变成一个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中国。 毛泽东认为，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中，农村经济关系就是封建地主与农民之间的剥削与被剥削关系，剥削的中介是封建土地所有制。地主阶级凭借对土地和其它生产资料的占有，无偿地占有农民的劳动成果，农民则听凭地主的宰割。帝国主义和军阀的经济侵略和残酷掠夺，更加深了农民的痛苦，使他们“日益贫困化以至大批地破产”〔3〕。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中国农村的政治权力机关代表地主和土豪劣绅的利益，可以随时对农民进行逮捕、监禁、审讯和处罚。农民受到以地主政权为中心的族权、神权和夫权的压迫，这四种权力“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4〕。 在这种残酷野蛮的政治关系中的中国农民，“过着饥寒交迫的毫无政治权利的生活”〔5〕。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农村政治经济关系决定了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仍是两大对立阶级。“地主阶级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社会基础”〔6〕，帝国主义则是封建地主阶级的后盾； 军阀是帝国主义的走狗、代理人，是地主阶级的首领。农民阶级“在全国总人口中大约百分之八十，是现时中国国民经济的主要力量”〔7〕。 是农村进步势力的代表。农民内部又存在着激烈的分化。根据经济地位的差异，毛泽东把农民区分为贫农、中农和富农三个部分，其中中农约占中国农村人口的百分之二十，贫农连同雇农在内，约占农村人口的百分之七十，“农民这个名称所包括的内容，主要地指贫农和中农”〔8〕。 通过对中国农村、农民的纵向、横向分析，毛泽东明确指出，近现代中国的“农民问题，就成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农民的力量，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9〕， “中国的革命实质上就是农民革命”〔 10〕，“中国革命的终极的前途，…而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11〕。中国农民问题在本质上是土地问题，根源在于封建土地所有制。 梁漱溟认为中国封建社会早在汉代时便已解体，汉代以后中国是一个伦理本位、职业分立的社会。在经济上，土地自由买卖，遗产均分，经济生活偏于自给自足；在政治上，人们之间只有士农工商一行一行不同的职业，官吏开放给众人，并且是禄以代耕，也不过是一项职业，故不存在阶级统治。这是一种消极无为的政治，只有统治者而无统治阶级，社会秩序的维护在于礼俗。 古代中国社会，单从经济上看，介于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之间，但是总就是过渡不到资本主义社会，而是陷入到一种经济停滞、政治盘旋不进的循环状态之中。分析这种状态的形成原因，梁漱溟认为有二：1.伦理本位职业分立的特殊社会构造。这是中国发生不了产业革命的直接原因；2.中国没有产业革命。两方面的因素绞扣在一起，使中国社会动转不得而陷入到那种循环状态中去。 近代以降，西风东渐，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梁漱溟认为这种变局已非一治一乱之变，而是社会构造的根本崩溃。伦理本位职业分立的社会结构在欧风俄雨的冲击下，日趋破坏；以农为宗、以村为本的乡村社会被摧毁，造成现代中国农民问题。 梁漱溟将现代中国农民问题分成外部问题和内部问题两个方面。1.外部问题：社会政治方面有匪患、共产党等问题；经济方面有天灾、粮贱和捐重等问题；文化教育卫生方面有愚蔽、烟赌和时疫等问题。2.内部问题：主要有地主佃农、土豪劣绅和土地三大问题。对于农民土地问题他又一分为三：耕地不足、土地使用不经济和分配不均。梁漱溟认为耕地不足和使用不经济是应该首先要解决的，是不容稍缓的，至于地主佃农、土豪劣绅和土地分配不均等问题，则“实在是一件不易谈的事”〔12〕。特别是土地分配不均这一最大的农民问题，他认为要等到乡村建设运动形成“能负责解决土地问题的政治力量”——国家权力以后，再用平均地权的方法达到目的。 时论认为中国农村的破坏，其原因不尽在农村自身，而最主要的还在于国际资本主义的侵略和军阀的掠夺压迫。与时论不同，梁漱溟认为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只是中国农民问题形成的外部条件，从历史的动态和抽象的关系上观察，军阀问题只是当时社会问题的表现而不是原因。中国农民问题的内部原因是国内连年的水旱灾害，是兵祸、匪患和苛捐杂税，是中国政治上没有最高的国权。在指出中国农民问题的外部条件、内部原因之后，他进而提出，中国农民问题的本质是文化失调！文化失调就是伦理本位、职业分立的社会构造之崩溃，就是伦理义务关系的欠调整，就是礼俗、教化等社会秩序的饥荒。农民问题的解决所要达到的目标就是要建立一个统一的国家，在文化上根绝愚蔽、烟赌、早婚等不良社会现象和习惯，形成自觉自力、人生向上和伦理情谊的生活，最终解决文化失调这一本质问题。所以，梁漱溟得出结论：农民是中国社会的真正主力，农民问题是中国社会的根本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