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中国社会现代化,是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主题,也是毛泽东奋斗终生的崇高目标。对毛泽东的现代化思想进行深入研究,总结其成功经验和失误教训,对于世纪之交中国现代化的加速推进将有重要指导意义。 一 中华民族曾经以令世人倾倒的封建文化傲视天下,但面对工业文明的枪炮,却一再签订屈辱的城下之盟。因此,实现现代化以摆脱苦难的境地,成为百余年来中国人民的难圆之梦。先进的中国人,从倡行睁眼看世界、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林则徐、魏源,到洋务运动的积极推行者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到维新变法领袖康有为、梁启超,再到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都力图把中国引上现代化道路。然而,民族的重负,社会的灾难及阶级的局限,没能使中华民族这艘古老的航船,驰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泥沼向现代文明运行。 无产阶级革命领袖毛泽东,尽管其一生尤其是晚年犯过不少这样那样的错误,但对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努力与追求是始终不渝的。最初毛泽东是把“工业化”作为战略目标的,还没有使用“现代化”之类术语。在七大报告中他说:“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获得之后,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1 〕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应是社会文明的全面发展,但在我们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在现代化的初始阶段,工业化无疑是实现现代化的主体内容和重要基础。因此,毛泽东涉及到了现代化问题的实质。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开始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来系统思考、研究和阐述中国现代化问题。从50年代中期开始,毛泽东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战略目标的构思,由实现工业化逐步向实现现代化转变。1954 年9月他在一届人大开幕词中提出:我们的总目标是“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周恩来据此进一步提出了“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的任务。〔2〕这是对四个现代化的最初表述, 主要体现了对物质文明的要求。1957年3月, 毛泽东提出“要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首次将科学文化纳入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目标,体现了现代化对精神文明的内在要求。 60年代初,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第一次完整地表述了四个现代化的思想:“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 农业现代化和科学文化现代化, 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1964年12月,根据毛泽东的建设,周恩来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正式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自此,毛泽东为我们规划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目标,就以四个现代化的形式清晰地展现在全国人民面前。用四个现代化代替工业化,不仅内容更为丰富,而且表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对现代化内涵的理解更为深刻了。 二 中国是一个典型的现代化后来者。正因为如此,西方先期现代化国家在发展中出现的种种社会弊端,使得中国人在追随西方现代化模式这一蓝本的过程中采取了立足现实的分析批判态度。 纵观近代以来的历史,在如何实现现代化问题上,可归纳为三种路向:一种是企图在保存旧制度的基础上,依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资金、技术搞现代化。这是旧中国当权统治阶级的主张,其理论基础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一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主要是以康有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再一种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中国先进分子对1840年以来的痛苦经历和人类历史发展总趋势进行科学考察的必然结果。 在毛泽东看来,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未来的中国既是现代化的,又是社会主义的,是“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的有机统一。这一思想在其新民主主义论中就已见端倪。毛泽东在回答共产党人为什么不但不怕资本主义,反而在一定条件下提倡它发展的原因时言道:因为这种发展“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3〕。 建国后毛泽东提出“四面八方”政策,其要义和目标指向仍然是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保护劳动、限制资本。这样一个明显的倾斜政策,既从社会进步客观需要的角度,考虑到了建设物质基础的极端重要性,同时还对建设这一物质基础的手段的社会主义性质进行了规范。 1953年底,经毛泽东审改的《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对总路线的表述,同最初表述相比的重要变更之一就是在工业化之前加上了“社会主义”这一限定词,以突出工业化的社会主义性质。在1953年10月的一次谈话中他曾明确提出:“资本主义道路,也可增产,但时间要长,而且是痛苦的道路。我们不搞资本主义。”所以1957年反右派之后,他反复强调在进行经济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要进行政治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虽然在现实层面上这导致了严重的后果, 但此举的深层动因是防止经济发展走到资本主义邪路上去。 在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迫于严峻的形势曾对某些忽视经济原则的政策作了调整。但会后刘少奇、陈云等领导人采取的“靠‘八字方针’而不是靠阶级斗争,靠经济措施而不是靠政治挂帅所取得的成绩。使他产生了某种危机感”〔4〕。因此,在毛泽东的内心深处, 经济增长并无绝对的意义,他所追求的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和谐发展,社会既发达又高尚,既富足又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