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将毛泽东研究看作是20世纪的一门“显学”，恐怕不会引起什么非议。处在世纪之交，我们从学术发展的角度对这门学问做一冷静的学术史反思和瞻望，显得十分必要。 我以为，要将毛泽东研究这门“显学”推向21世纪，应当认真地思考以下几个问题。 一、对毛泽东研究需要做出深入的学术史考察 就学术研究本身而言，总结过去、拓想未来，终究离不开学术史研究。这种高品位的研究一般产生于历史发展的某一阶段的终结时期，如同一个补给站，为学术研究注入新的活力。 进行学术史研究首先就要给学术研究做出历史定位。那么，对毛泽东研究应该如何定位呢？在我看来，毛泽东研究经历了一个相当复杂并且充满矛盾的曲折发展过程。这一历史过程可以大致划分为四个不同的历史时期：草创时期，1936—1949；曲折发展时期，1949—1966；停滞与勃兴时期，1966—1978；走向成型的新时期，1978—1993。这一历史过程的起点确定在1936年，是以从属于美国太平洋学会的左翼进步新闻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著述为重要的界标。毛泽东研究所经历的曲折，在它的第二个发展时期具有特殊的反映。50年代末至“文化大革命”，林彪等人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极力宣扬所谓“顶峰论”，神化毛泽东，把毛泽东思想简单化、庸俗化，将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完全对立起来，给毛泽东研究造成了极大的危害。面对这样一股凶猛的逆流，中共党内以张闻天、罗荣桓、田家英、杨献珍、何干之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挺身而出，英勇抗争，捍卫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性和纯洁性，再现了中共党内长期形成的坚持真理、实事求是的思想主线，在毛泽东研究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一页。 对毛泽东研究做学术史的考察，还必须密切联系时代、社会、政治、文化背景，发掘毛泽东研究在每一特定时期的重点和特点，分析其中特有的内涵。我们从系统的研究中发现：毛泽东研究是一种特殊的学术研究。它的视角转换并不完全服从于学术自身的要求，往往要受现实政治需要的制约，调整自身的研究坐标。因此，这就决定了毛泽东研究的重点、特点、内涵都不能不附上深深的历史痕迹和政治斗争痕迹。草创中的毛泽东研究主要服务于确立毛泽东在中共党内的领导地位，而建国以后的相当长时期内，毛泽东研究始终以宣传毛泽东著作为中心。“文化大革命”中煽起的“现代造神之风”，又把毛泽东研究推入“极左”的政治深渊，成为个人迷信的工具。只是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毛泽东研究走进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各种干扰逐渐减少，真正意义的学术研究才得以开展。然而，不可否认，长期的负面影响和固有的研究规范对毛泽东研究仍然具有难以抗拒的约束力。我们也不得不承认，毛泽东研究的科学性依然受到很大的限制，对毛泽东的研究似乎总是摆脱不了功利目的和感情色彩，这大概已经成为毛泽东研究的基本特色。要求毛泽东研究这样一种特殊的学术研究根本不带有功利目的和感情色彩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但是，如果我们的研究总是完全服从于功利目的，并且附着非理性的感情色彩，毛泽东研究的科学性何在？它又将如何取信于民、取信于史、昭示后人呢？这的确是毛泽东研究史本身给我们留下的跨世纪的思考课题。 二、对毛泽东研究需要加强基础性研究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毛泽东研究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呈现出新的面貌。广大学术理论工作者解放思想、冲破禁区，使得毛泽东研究在诸多方面取得了重大的突破，逐步走上了正常的学术研究轨道。 80年代以来，毛泽东研究在迅速发展中得到深化，毛泽东早期思想研究、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毛泽东晚年研究、毛泽东与中国传统文化等课题受到学者的重视，取得了一系列成果。相比之下，过去那种引经据典、脱离实际、注释性的语录体著述在逐渐减少，具有学术价值的探索性著作显得更富有生命力。 然而，从学术研究规范化的角度看来，毛泽东研究中仍有很多基础性研究有待加强。其中主要涉及到三个方面：一是毛泽东研究的方法论，二是毛泽东研究的学术评论，三是毛泽东的思想史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这些方面得到充实都具有跨世纪的学术意义。 从事任何科学的研究，都需要研究方法论，毛泽东研究亦不例外。应当承认，我们的研究往往不大考虑方法论问题。人们总是满足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但却几乎很少去关心使这种指导在研究中的具体化这一中间层次、中间环节。在这方面，某些外国学者的研究对我们具有启发意义。毛泽东逝世以后，美国从事毛泽东研究的学者曾经就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进行了讨论，并且深入到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安德鲁·沃尔德的思路很有价值。他认为，美国从事中国学研究的某些学者并没有认真研究马克思自身的著作，就先入为主地在中国学研究领域错误地把马克思主义解释为“经济决定论”，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理论固定化、绝对化，并使之与毛泽东的“唯意志论”对立起来。这样，歪曲或曲解马克思是为了贬低毛泽东。沃尔德还指出，在美国的中国研究领域，强调毛主义的“唯意志论”的学者“用来思考和讨论马克思和毛的辩证分析方法的那些词法和范畴歪曲了这两位思想家的分析方法的思想实质。这些学者不是像马克思那样用辩证的方法把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看成是一个独立的统一体或一个概念结构的不同的两个方面，他们无一例外的都采用西方哲学和科学传统中的原子概念。根据目前占主导地位的实证主义的社会科学方法，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被看作两个不同的、可分离的因素或两个独立的相互作用的可变物。按照这种方法所描述的马克思的分析方法，要明确解释马克思或毛泽东的思想是完全不可能的”。沃尔德对美国毛泽东研究传统在方法论上的批判是深刻的，抓住了问题的实质，从而使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的讨论从所谓“经济决定论”和“唯意志论”的对立框架中摆脱出来，转向新的认识领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