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巨人毛泽东对现代中国社会举凡政治、经济、文化、军事诸多方面之无与伦比的深刻影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毛泽东思想改变20世纪中国社会根本面貌之宏伟实践中的指导地位，决定了敬仰、颂扬和认知毛泽东，学习、宣传和研究毛泽东思想，成为中国现代社会持续不断的一大立体性、全方位的瑰丽景观。以社会思潮的视角阶段性地界定和描述所谓毛泽东热潮，殊为困难和不易。所以此文，仅于本世纪中国社会各阶层宣传研究毛泽东及其毛泽东思想的滚滚长河中，撷取若干最为世所瞩目的波澜巨涛，以回眸历史，探抚现实，力求对于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有所裨益。 《西行漫记》制导的首次毛泽东热 1936年7月， 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进入陕北革命根据地做了长达4个多月的采访，与毛泽东数度彻夜长谈。10月底， 他公布了苏区之行的消息。研究了解毛泽东的热潮迅即涌动于中国大地。 首先，一批在中国拥有大量读者的外文报刊以显著篇幅和版面报道介绍毛泽东和陕北苏区。《密勒氏评论报》率先于1936年11月12日起分期刊载斯诺的《毛泽东访问记》，上海《大美晚报》随之转载。同时，美国《亚洲》杂志还刊登了《毛泽东自传》及有关长征的报道。 其次，斯诺此间不断出席北平各界座谈会和报告会，介绍宣传陕北苏区之行的见闻感受及与毛泽东谈话的内容。 第三，以斯诺采访素材创就的《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斯诺的著作《西行漫记》一经印行即风靡于世。1937年3月， 北平爱国青年王福时等人将斯诺有关见闻报道翻译整理，汇集编成《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一书，总销量数以万计。1937年10月，斯诺的杰作《红星照耀中国》英文本首版于数周内即发行10万册以上。1938年1月， 该书美国版月余时间售出1.2万册。在中国国内，该书也引起了强烈震撼。 由胡愈之等组织上海文化界抗日救亡人士完成，于1938年2 月以复社名义翻译出版的中文本，尽管因顾及当时特殊的政治环境而将书名隐晦含蓄地译作《西行漫记》，但仍不胫而走，连印4版尚告紧缺。 此前，中共革命根据地以外的国统区以及中国之外的世界，人们对毛泽东与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事业，不是缺乏了解至一无所知，就是深受其敌对势力歪曲性宣传介绍的影响。斯诺的著作，为人们比较深入公正地了解探究中共及毛泽东的革命活动提供了重要的基础性资料。它使中国共产党人终于冲破反动势力在舆论上的包围和封锁，开始将自己的形象、主张传播到了革命根据地之外的广大区域。因此，这一时期的毛泽东热极大地鼓舞和激励了无数的热血青年和革命志士毅然投奔革命根据地，加入至为民族自由解放而斗争的行列。 党的七大前后出现的第二次毛泽东热 抗日战争过程中，毛泽东思想逐步成熟，全党对毛泽东思想及毛泽东领导地位日益认同和接受。毛泽东热于延安整风后期次第兴起于各个革命根据地，至党的七大前后发展为巨澜高潮。 一批系统介绍宣传毛泽东生平经历、政治主张及革命业绩的书籍文章大量印行于革命根据地。1942年秋，任弼时叮嘱萧三“写一本毛泽东传，以庆祝他的50大寿”，胡乔木亦极力赞助此事。萧三有关著述问世后受到读者热烈欢迎。此间萧三的主要著作有《毛泽东故事选》、《人民的舵手》、《毛泽东同志》等10多种。此外，流行于解放区的有关著作还有斯特朗的《毛泽东访问记》、爱泼斯坦的《毛泽东印象》、光人的《毛泽东奋斗史》等，总计近70种。 广大党员特别是党的中央领导层对毛泽东开始形成了真诚信赖与衷心拥戴。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几十年来的实践反复证明，毛泽东所坚持的把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方向和道路，乃符合中国革命规律、指引中国革命事业不断走向胜利的唯一正确之道路。党的领导层此种共识之达成，使无论就组织形式还是实际斗争方面，毛泽东的最高领导地位都逐步形成并日益巩固。党的高层领导人纷纷发表文章和演讲，大力颂扬毛泽东的业绩，积极倡行和拥护毛泽东有关中国革命的路线方针与举措。邓小平1943年11月于北方局党校开学典礼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党自从1935年1月遵义会议以后，彻底克服了“左”右倾机会主义， “把党的事业完全放在中国化的马列主义、即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之下，直到现在已经九年的时间……一直是胜利地发展着”〔1〕。 党的七大开幕式上，中央书记处几位主要领导人都在讲演中无一例外地就毛泽东领袖地位和毛泽东对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贡献，作了极富颂扬性的肯定和宣传。刘少奇于党的七大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直接提到毛泽东名字的地方达105处。他说：“我们的党， 已经是有了自己伟大领袖的党。这个领袖，就是我们党和现代中国革命的组织者与领导者——毛泽东同志。”作为对毛泽东领袖地位在组织形式上的确认，1943 年3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推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1945年6月的七届一中全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 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书记处主席。 革命群众日益浓厚地表现出对毛泽东的衷心热爱和诚挚敬仰。1944年，陕北佳县移民模范李有源依陕北情歌《芝麻油·白菜心》的曲调，填词唱出了充满对毛泽东感激敬仰之情的“移民歌”。延安文艺工作者将此予以润色、加工，谱写成《东方红》。此歌此曲，很快走出延安，传遍解放区。1946年春节，延安各界群众向毛泽东赠送了“人民救星”的巨幅牌匾。与此同时，毛泽东的肖像、照片普遍出现在延安及各解放区出版印行的书报杂志以至邮票等物品之上。对毛泽东的敬仰爱戴之情还广泛出现于国统区民众之中。毛泽东1945年8月赴重庆谈判时， 山城欢腾。一群女工在致毛泽东的信中写道，“我们晓得中国人有了一个大救星，这个救星就是您。”〔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