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1974年，陈云同志受周总理的委托，就外贸工作中的一些问题进行调查研究，从而在对外开放方面作出不少指示。 陈云同志一生注重调查研究。1973年的《要研究当代资本主义》一文记载：他在听取中国人民银行工作汇报时，指示对当代资本主义进行调查研究。他说这是因为现在的情况变了，过去我们对外贸易是75%面向苏联和东欧，现在改变为75%面向资本主义国家，供求关系、货币关系的变化通通反映到外贸上来了，因此对资本主义要很好地研究。他指示恢复金融研究所，了解国际金融和货币问题，特别是对外国银行给我们的透支便利进行利害估计。他强调，不研究资本主义，我们就要吃亏，就不要想在世界市场中占有我们应占的地位。 在当时，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特别是向国外举债，一般干部的思想障碍很大。陈云同志以“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精神，在同一篇文章中指出，只要承认是好事，就可以找出理由来，要把一些界限划清楚，如不要把实行自力更生方针同利用资本主义信贷对立起来；做工作不要被那些老框框束缚住，当然这可能犯错误，但是谁不犯错误？过去没有75%对资本主义国家的问题，现在形势变了，有些同志没有看到，所以要向他们解释。 陈云同志的对外开放、举借外资的主张，其目的在于弥补国内建设资金的不足，加快我国经济的发展；有利于引进先进技术，提高技术的总水平等。他在1979年《坚持按比例原则调整国民经济》一文中，就“外资还要不要，外国技术还要不要”的问题，斩钉截铁地回答说：“一定要，而且还要充分利用。”在同年的《同心协力建设好宝钢》一文中，则指出，现代化当然主要靠自力更生；就引进工作来讲，他认为既要买工厂，又要更多地买技术、买专利。 陈云同志的建议被普遍接受以后，又出现另一种偏向，一些同志好高骛远，急于求成，主张借外国人的钱把钢铁的发展都包下来，把冶金机械制造也包下来，似乎发展我国工业的唯一出路就是依靠外资。陈云同志在《坚持按比例原则调整国民经济》一文中，对这种偏向进行了分析，指出单独突出钢铁破坏了按比例原则，经验证明这种办法不能持久，而且银行贷款要经过好多调查，确有偿还能力才借给你。此外只看到可以借款，只看到别的国家发展快，没有看到本国的情况，这是缺点。因此在同年的《关于财经工作给中央的信》中，特别提出借外债必须充分考虑还本付息的支付能力，考虑到国内的投资能力，基本上做到循序进行。 既然举借外债需要还本付息，因此，陈云同志指出要找增加外汇收入的来源，光靠农产品出口不够，要多找门路。一是出口工业制成品。在1973年《利用国内丰富劳动力生产成品出口》一文中，主张利用我国劳动力丰富，工资水平较低的优势出口制成品，以增加外汇收入。以棉布为例，我国工人的工资比美、英、日三国工人工资低得多，因此这三国生产棉布不合算；印度、巴基斯坦、埃及都生产棉布，但纺织工业的水平不及我们，因此，在棉布出口方面我们很有搞头；我们有劳动力，可以为国家创造外汇收入，买到国外棉花，加工棉布出口，可以赚一笔钱。他认为那种进口棉花加工棉布出口，是依靠外国，不是坚持自力更生的说法，是不对的。早在1961年《做好外贸工作》一文中，他就提出出口商品都应该有生产基地。基地出产的东西，生产稳定，产量大，质量好，成本低。要保证出口，就一定要搞商品基地。二是重视旅游事业的发展。我国山川壮美，古迹甚多。它们都是不能移动的，无法出口。但是由于运输工具的便捷、运输成本的降低，以及人们旅游热情的高涨，有条件将旅游者或者是风景的消费者送到风景区享受美好的风光。陈云同志在1979年的《关于当前经济问题的五点意见》中，指出要重视旅游事业的发展，认为旅游收入实际上是“风景出口”，可以年年有收入，一年比一年多。三是奖励工艺品出口。陈云同志在1961年的《做好外贸工作》，1973年的《工艺品出口问题》以及1974年的《对港澳贸易问题》中，都提出农副土特产品、工艺品的出口，它们或是产品货源充足，或是副业生产，价格低廉但可积少成多，是港澳同胞和东南亚华侨爱吃爱用的祖国特产，可以争取多出口。从地区上讲，港澳是当时现汇收入占第一的地区，也就是进口成套设备和器材所需外汇的重要来源，因此对港澳贸易是政策性很强的工作。 陈云同志以上的论点，对我国今后的对外开放仍有重要指导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