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关于中国资产阶级两个部分的理论，是一个在历史上多次发生过重大变化，并因此而对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发展产生过深刻影响的重要理论。因此，根据原版的毛泽东著作，认真系统地考察这一理论的演变过程，真正恢复其历史的本来面目，这对于进一步推进“毛学”研究、中共党史研究、国共关系史研究和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都将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根据笔者所掌握的材料，从本世纪20年代到50年代，毛泽东这一理论的演变过程，大体上可分为以下六个时期。这就是： 一、初始期（1923—1928年） 1923年7月，毛泽东在《北京政变与商人》一文中， 首次提出了其关于中国资产阶级两个部分的最初理论。他说：“我们希望天津北京两地的商人，不为曹锐和一班‘官僚资本家’所迷惑”。〔1〕这样， 他就对中国的资产阶级，初步地作出了“商人”和“官僚资本家”这种划分。在这里，他所说的“商人”，不仅包括了本来意义上的商人（买卖人），而且还包括了制造商，如上海总商会的会员等，即均在这种“商人”之列。〔2〕他认为，“外力军阀和商人是势不两立的”， 商人是“领袖全国国民”的革命领导力量。〔3 〕他在此使用的“官僚资本家”一词，则源于陈独秀。1923年4月， 陈在《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一文中，曾把中国的资产阶级划分为了三个组成部分，并首次提出：“官僚的资产阶级”“依附军阀官僚及帝国主义”，是“反革命的资产阶级”。〔4〕 1923年底，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内，又首次将中国的资产阶级明确地划分为了“官僚资产阶级”和“真正资产阶级——工商阶级”两个组成部分。〔5〕一年后， 中共“四大”决议案则将中国资产阶级划分为了“大商买办阶级”和“新兴工业资产阶级”两部分。〔6 〕在此背景下，1925年12月至1926年3月， 毛泽东先后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25年12月，1926年2月，1926年3月，共三版）、《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1926年1 月）和《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1926年1月）等文中， 首次比较系统地阐述和发挥了其关于中国资产阶级两个部分的理论，其中提出： （1）“无论哪一个国内，天造地设，都有三等人，上等，中等， 下等。详细分析则有五等，大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拿农村说：大地主是大资产阶级，小地主是中产阶级……。拿都市说，大银行家，大商业家，大工业家是大资产阶级，钱庄主，中等商人，小工厂主是中产阶级，……”〔7 〕“大资产阶级”还包括有：“官僚（如孙宝琦颜惠庆等）”、“军阀（如张作霖曹琨等）”、“买办性质的银行工商业高等员司，财阀，政府之高等事务员，政客，一部分东西洋留学生，一部分大学校专门学校的教授和学生，大律师等”。〔8〕“凡是大规模银行工商业无不与外国资本有关系， 只能算入买办阶级内。”〔9 〕“中产阶级”则还包括有：“许多高等知识分子——华商银行工商业之从业员，大部分东西洋留学生，大部分大学专门学校教授和学生，小律师等。”〔10〕 （2）“大资产阶级完全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 它“与民族革命之目的完全不相容，始终站在帝国主义一边，乃极端的反革命派。”〔11〕 （3）中产阶级，“即所谓民族资产阶级”，是“中间阶级”。 但“买办阶级与非买办阶级，有一部分是未能截然划分清楚的。以商业论，固然许多商人是洋货商土货商划分得很清楚，但是在有些商店的店内，是一部摆设着土货，一部分又摆设着洋货。……这类人并不是纯粹民族的资产阶级性质，可以叫他们做‘半民族资产阶级’。这种人乃是中产阶级右翼”。“中产阶级左翼，即与帝国主义完全无缘者”，如国货商等即在此列。“那些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应该把他当做我们的敌人——即现时非敌人也去敌人不远；其左翼可以把他当做我们的朋友——但不是真正的朋友；我们要时常去提防他，不要让他乱了我们的阵线！”〔12〕 毛泽东的这一分析，较之过去有了相当的发展。但同时，这一分析显然又是很不成熟和有严重缺陷的。譬如，简单地根据财富的多少就将地主分为大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并将军阀、官僚、政客、大律师、一部分教授和留学生等也简单地列入大资产阶级的范畴，这无论在方法上还是在结论上都是错误的。同时，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的积极面和历史地位，也显然缺乏应有的认识。但对这类问题，毛泽东不久后即开始给予了部分的解决，例如，至少从1926年9月起， 毛泽东已将地主和封建军阀从中国资产阶级的范畴中剔出，并将其完全列为中国革命的对象。〔13〕 二、否定期（1930—1934年） 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至1930年春，毛泽东在总体上依然坚持了关于中国资产阶级两个部分的理论。但从1930年5 月起（以《反对本本主义》为标志）至1934年，也许是受到了中共党内“左”倾思想和势力的影响与压力，毛泽东却又放弃了这一理论，转而只讲一个“资产阶级”。〔14〕由此，对于1927年的事变，他也不再认为是“从广东出发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到半路被买办豪绅阶级领导了去，立即跑向反革命路上，……资产阶级……依然在反革命统治底下，没有得到丝毫政治上经济上的解放”，〔15〕而是认为“国民党地主资产阶级，完全投降了帝国主义，”建立了“国民党地主资产阶级政权”。〔16〕当时，他一方面在根据地的实践中，进一步认识了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必要性，主张“尽量鼓励私人资本家的投资，使苏区资本更加活泼”，〔17〕另一方面，在政治上，又认为资产阶级是“反革命”，主张“推翻地主资产阶级在全国的统治”，对“资产阶级”实行“工农民主专政”。〔18〕当然，毛泽东对于“两个部分”的理论的否定，并不像“左”倾路线的代表者那样彻底。如1933年10月，他就曾主张“没收反革命的商店与军阀官僚资本的工厂商店”，但不没收“不是违反苏维埃劳动法的资本”。〔19〕只是，这种比较模糊的“两个部分”的划分，在他当时的著述中，并不占居主要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