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思想以其独具的穿透力，在整个中国文化中释放着自身的潜能，实际支配、调控着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与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取得胜利的事业一样，毛泽东思想在世界上所产生的日益强烈的震荡，也引起了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的兴趣、关注。30年代出版的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一书标志着关于研究毛泽东及其思想的著作问世。如果说西方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起步于40年代末到50年代初（日本学者松村在50年代初就有研究毛泽东思想的专著问世），60年代后期兴起研究高潮，自70年代末以来已转入反思的状态。据统计，从40年代末至今，西方学者在毛泽东思想研究领域发表论文近二千篇，出版专著二百余种。在众多的研究家中，施拉姆是一位颇为引人注目的毛泽东思想研究方面的佼佼者。 斯图尔特·施拉姆（Stuart·R·Schram），英国伦敦大学教授。任东方与欧洲研究学院现代中国研究所所长。该所的刊物《中国季刊》在西方学者中有着广泛的影响。施拉姆1944年毕业于美国明尼苏达大学。1954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60年代初，在哈佛大学从事博士后中国哲学问题研究。80年代以来曾多次来中国进行学术访问交流。1990年退休后，应聘在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主持英文版《毛泽东集》的编纂工作。主要著作：《毛泽东的政治思想》（1963）、《毛泽东》（1966）、《马克思主义与亚洲》（1969）、《未经修饰的毛泽东：谈话与书信集（1956—1971）》（1973）、《对毛泽东的初步评价》（1984）、 《1944 年前的毛泽东思想》（载《剑桥中国史》第13 卷， 1986）以及《毛泽东的思想》（1989）。施拉姆专事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研究，堪称是目前西方国家在此方面颇具知名度的学者。其观点接近当前在西方研究毛泽东思想领域处于领导地位的“哈佛学派”（Harvard School）。 1 施拉姆在对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研究中的开阔的视野、思维的辐射度令人耳目一新。他基于西方文化氛围，将毛泽东的思想理论和实践置于中国的社会、历史、政治以及文化的大系统中加以理解、阐释，所得出的不少结论对中国学者大有借鉴价值。当然，与施拉姆的研究视野并存的还有从关注心理分析、中西文化融通、理论和实践的联系等视角契入，对毛泽东思想的发展轨迹作出细致的探寻、缕析。不过，施拉姆与绝大多数西方学者一样，在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中垂青于比较研究。 采用比较研究方法研究毛泽东思想，基于对资料的掌握。丰富的原始资料，对研究者显得尤为重要。据报道，在60年代末到70年代末这十年期间，仅美国用于“中国研究”的费用就超过七千万美元。该笔费用主要用于中文资料的搜集工作。 早在70 年代国外就已出版了七卷长达4200余页的德语本毛泽东著作。施拉姆在自己所搜集到的由红卫兵流传出去的毛泽东的演讲和书信的基础上，于70年代初编辑出版了《未经修饰的毛泽东：谈话与书信集（1956—1971）》一书。施拉姆在对毛泽东思想的比较研究中，常常将毛泽东的理论和实路活动与中国的传统文化加以比较，借以探索毛泽东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底蕴。我们发现，施拉姆看到了毛泽东重视人的道德教育、道德实践与中国儒家传统的某种渊源关系。施拉姆还将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的战略和策略与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作比较，以此区分二者的人学异同。无疑，施拉姆所采用的比较研究法，对于拓展理论视角和思维空间不无益处。不过就施拉姆在研究毛泽东思想过程中使用的特殊方法而言，“非连续性”方法体现着他的研究方法个性，尽管他本人否认自己采用的是“非连续性”方法。而他对“动态性研究”方法是非常欣赏的。施拉姆实际上是力图将毛泽东成熟时期的思想和早期的思想、晚年发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思想加以区别，并对每一时期的思想作出具体的分析评估。 研究的目的及所依据的逻辑标准，决定着研究的方法。施拉姆在论及如何研究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时，对西方学者研究毛泽东思想的目的及依据的逻辑标准作了较为具体的阐述。我们很容易发现，不同的文化视野给研究方法带来的差异。这里，主要根据施拉姆的《毛泽东研究：回顾和展望》（载《中国季刊》1984年3月号》一文来作论述。 在施拉姆看来，如果把对一个人物的评价与作评价时的政治气候联系起来，所作的论述的价值可想而知，对于理解这个人物及其思想也可想而知。“在西方，大多数研究毛泽东思想的学者所关心的，就是从历史背景中考察毛泽东思想的起源和发展，以求了解所有那些自五四运动以来经历了文化、政治和社会动乱的中国人的经验”。这构成了西方研究毛泽东与中国研究毛泽东的重要宗旨差异。不仅如此，中国的毛泽东研究与西方的毛泽东研究在目的上的差异也是十分明显的。施拉姆坦言：“我比某些人更倾向于认为，中国目前为毛泽东思想下定义，确实是为了在既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又适应中国需要的双重意义上来确定毛泽东的思想遗产中哪一部分是正确的。然而，即便如此，中国现在对毛泽东思想的重估，其目的以及由此而来的逻辑和标准，仍有别于外国学者的目的、逻辑和标准。外国学者所关注的或应当关注的，不是制定一种‘正确的’革命学说作为中国所自称的或所依赖的‘毛泽东思想’，而是要阐明，在夺取政权之前和之后，是什么构成了毛泽东的思想和政策的精髓或核心。”绝大多数西方学者认为，通过对上述“毛主义（Maoism）的主流”的挖掘和研究，可以准确地把握毛泽东本人的理论个性。在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的研究过程中，施拉姆赋予资料以较大的价值，非常关注对事实的解释，强调在今后的研究中应将其“置于更高的地位”。致于文化和政治方面的差异所造成的困惑，施拉姆也有所感悟。不过除了要同事实材料相符并更加清晰地勾画出毛泽东的经历及他的思想发展以外，施拉姆所重视的一个问题就是毛泽东与其生活中的世界的关系。然而，对毛泽东思想研究中所遇到的问题又“不可能用一个简单的a或b式的陈述来回答。” 需要指出的是，施拉姆在研究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过程中所采用的方法以及目的和逻辑标准，明显带有经验主义的色彩，而这种经验主义的研究方法本身有悖于逻辑。如果以经验作为评价认识的唯一标准，那就意味着人们借助经验来观察客观事物，可以不因观察者的预想、态度和价值产生偏见。在这个问题上，英国哲学家卡尔·波普（Karl Raimund Popper）说得很清楚，对实际的观察不可能是中性的，因为若无理论的导向，人们就不清楚应该观察什么，更说不上如何去观察。从这一点来看，实证主义作为认识论，它在解释人们认识事物的过程方面，显然是不合逻辑的、错误的。施拉姆在毛泽东研究方面所体现出的经验主义做法，在于他完全根据“证据”、“事实”、“毛泽东的著作”等进行分析。似乎研究者从这些中性的东西中经过翻阅便可以从中找到对问题的某种正确解释。显然，研究的客观性是要坚持的，任何偏见，先入为主都无助于科学的研究。但如果认为撇开分析研究中的理论前提和理论观点，只是埋头考察“事实”，就能对毛泽东思想作出客观的论述，这必然会导致毛泽东思想研究领域在理论上的贫乏。最根本一点是，施拉姆忽视了他所凭借的“事实”是由观点统摄的，不能离开观点而独立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