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生于楚地，长于楚地，钟灵毓秀，涵煦在楚文化的流风余绪之中。故楚先民艰苦卓绝的锐志，发扬踔厉的豪气，对祖国和家乡的深爱，对国家自立和民族自主的渴求，无不使他为之潜移默化。本文所要探讨的，是楚民族精神对毛泽东的志气和情操的熏陶。 毛泽东在1920年曾充满自豪地指出：“呜乎湖南，鬻熊开国，稍启其封。曾、左吾之先民，黄、蔡邦之模范”〔1〕。在这里， 毛泽东虽然是将曾国藩、左宗堂等湘军首领与黄兴、蔡锷等民主革命英雄，同作为湖南人的骄傲相提并论，但是，他同时又把曾、左、黄、蔡同奠定楚国基业的楚人先祖鬻熊联系起来，认为他们念祖爱国、奋发有为的民族精神肇端于“稍启其封”的鬻熊。也就是说，在毛泽东的心目中，鬻熊无疑是楚民族精神的象征。其实，毛泽东盛赞黄兴、蔡锷等民主革命英雄深受楚民族精神的感召，他自己又何尝不是如此？正是楚民族强烈的爱国精神和顽强的奋斗精神，激发了毛泽东热烈的爱国主义思想感情，唤醒了他的民主革命意识，坚定了他救国救民的伟大抱负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决心，并且为他尔后向共产主义战士转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楚民族精神对毛泽东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炽烈坚贞的爱国精神。 楚先民在强邻的夹缝中艰难地求生存，时间之长以数千年计；楚人在穷乡僻壤中顽强地求发展，时间之长以数百年计。由此，养成了楚人以民族利益为至重至上的心理，形成了楚人炽烈而坚贞的爱国精神。楚人爱国，普及君臣上下。楚国的统帅，如有覆军之败，往往自尽以谢君王和国人。虽贵为公子王孙，位至令尹、司马，也很少诿过偷生。武王子屈瑕伐罗败绩，遂自缢身亡。商人屠羊说卫国护王有功，坚辞封赏，理由在于他视保家卫国为平民的义行。作为楚国爱国者典范的屈原，既是上古爱国者的翘楚，也是后世爱国者的楷模。屈原的爱国思想，贯彻在他的一生行状之中，熔铸在他的全部作品之内。屈原的代表作《离骚》，表达了他对祖国、对人民的高度热爱，控诉了腐朽的贵族统治集团结党营私、擅权误国的罪行，阐述了他缅怀先祖、振兴楚国、光融天下的政治理想，反映了他为追求真理而九死不悔的坚强意志，展示了他泥而不滓、特立独行的峻洁品格。屈原的另一杰作《九歌》，同样凝聚着他强烈的爱国热忱。楚民族炽烈而坚贞的爱国精神，给毛泽东以既深且巨的影响。毛泽东在其长沙求学时的读书笔记前面恭敬抄录屈原的《离骚》和《九歌》，在很大程度上表露出他对以屈原为表率的楚人爱国精神的崇敬与追慕。1925年，面对军阀混战、山河破碎的局势，毛泽东在其所作的《沁园春·长沙》一词中，发出了“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悲壮呼号，并由此勾起了对少年时代“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的爱国激情的回忆。而词中的“沉浮”，分明出自《庄子·知北游》：“天下莫不沉浮，终身不故”；“击水”，显然源于《庄子·逍遥游》：“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1935年10月，为了反对虎视眈眈的帝国主义，毛泽东在其所作《念奴娇·昆仑》一词中，发出了“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的愤懑诘问。此句中的“倚天抽宝剑”则来自楚人宋玉《大言赋》：“长剑耿介，倚天之外”。涵蕴于楚文化中的强烈爱国精神对毛泽东的影响，于此不难概见。在毛泽东学生时代的《讲堂录》中，更是记有大量爱国主义的思想内容：“被征服的民族不自由，言其近例，台湾、朝鲜是也。”这些经过他整理发挥的笔记，深刻地揭露了沦为帝国主义殖民地的悲惨境遇，以唤醒国人对亡国灭种之祸的警觉。当时的毛泽东，以“身无半文，心忧天下”的广阔胸怀，密切关注着国内外政治风云的变幻。1915年1月， 日本帝国主义向袁世凯提出企图独霸中国的“二十一条”，面对内忧外患的祖国和灾难深重的民族，毛泽东借悼唁病逝学友易昌陶，吟诗抒发了自己的爱国情怀：“我怀郁如焚，放歌倚列嶂。列嶂青且倩，愿言试长剑。东海有岛夷，北山尽仇怨。荡涤谁氏子，安得辞浮贱？”〔2 〕这首诗表现了青年毛泽东忧心如焚的爱国激情，面对来自东方的日本帝国主义（“东海有岛夷”）和来自北方的沙俄帝国主义（“北山尽仇怨”）的猖狂侵略，作者决意不辞浮贱，一试身手。同年5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向中国政府提出最后通牒，限48小时内答复签订“二十一条”。5月9日，袁世凯为换取日本对其复辟帝制的支持，接受了“二十一条”中除个别条款外的全部要求，引起全国人民的公愤。消息传到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全校师生义愤填膺，当即编印了揭露日本侵华和袁世凯卖国罪行的《名耻篇》一书。在封面上，毛泽东奋笔疾书：“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其悲愤交加的爱国激情，如岩浆迸发。毛泽东在1916年7 月（《给肖子升的信》中，进一步分析了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揭露了日俄勾结图我满蒙的阴谋，指出：“日人诚我国劲敌。……二十年内，非一战不足以图存，而国人犹沉酣未觉，注意东事少。愚意吾侪无他事可做，欲完自身以保子孙，止有磨砺以待日本”〔3〕。那时毛泽东就表现出敏锐的战略眼光，指出了在帝国主义列强中，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敌人，预见到中国与日本“二十年内，非一战不足以图存”。二十一年之后，即到1937年“七·七事变”，果然爆发了抗日战争。这充分说明毛泽东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亡我之心早已有警惕。我们以为毛泽东强烈的爱国精神受到楚民族爱国精神的影响，还同他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不无关系。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指出：“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正因为毛泽东善于从传统文化中吸取有益的精神营养，所以，他的爱国精神也就愈发显得崇高而热烈，深沉而坚贞。正如李锐同志所指出的：“关于毛泽东当时的社会政治思想，最主要之点，他自己说得很明白：‘我是确定的反军阀、反帝国主义的。’他的热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坚决的革命精神，可以说是同他追求真理之日同时俱生、与日俱增的”〔4〕。 第二，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 一部楚国历史，几乎可以视为楚民族自强不息奋斗精神的写照。西周早期，楚国诞生之时，国土不过“号为子男五十里”，地僻民贫，势弱位卑。《左传·昭公十二年》记右尹子革说：“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表现出楚人犯艰历险的锐气和励精图治的精神。西周中期与晚期之际，楚君熊渠整军经武，远交近攻，飞取“江上楚蛮之地”，一度封三子为王，公然宣称“不与中原之号谥”，与周室分庭抗礼，可谓锋芒初露。春秋早期，楚人北渡汉水，东出方城，席卷淮河上游，更显锐意进取之志。春秋中期，楚地已逾千里，楚人逐鹿中原，饮马黄河，问周室九鼎之轻重，益示发愤图强之心。及至战国中期，楚国已是“南卷沅湘，北绕颍泗，西包巴蜀，东裹郯淮，……大地计众，中分天下”，跃居东方第一大国。楚国何以能在发展速度和发展规模上创造出惊天动地的奇迹？这不能不归因于楚人发扬踔厉的精神。楚民族的这种精神，不仅是变弱为强的动力，而且是转败为胜的潜能。公元前223年，秦国攻灭了楚国， 以为“天下莫予毒也。”于是，楚人南公预言：“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果然，曾几何时，楚人陈胜、吴广揭竿而起，楚人刘邦、项羽毅然起兵，以摧枯拉朽之势，推翻了享年不永的秦王朝。在屈原的作品中，饱蕴着一种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离骚》：“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就反映了屈原矢志不渝探索真理的信念。至于《天问》，更是充溢着作者为追求真理而一往无前的斗争精神。楚民族这种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给毛泽东以极其深刻的影响。1920年2月， 由毛泽东领导的新民学会会员主编了一个以提倡“民众自决”为宗旨的刊物，而这个刊物的名字就叫《天问》，显然旨在以屈原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激励民众“自决”、自强、自立的意志。1918年，毛泽东在为赴日学友所作的《七古·送纵宇一郎东行》一词中，勉励东渡扶桑的同学少年“鲲鹏击浪从兹始”。这“击浪”的“鲲鹏”，正是庄子《逍遥游》中“绝云气，负青天”、“水击三千里”的大鹏。时隔48年后的1965年，毛泽东在其所作《念奴娇·鸟儿问答》一词中，再次以“鲲鹏”比喻勇于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的革命力量。1964年，毛泽东写了《贺新郎·读史》一词：“……有多少风流人物？盗跖庄跖流誉后，更陈王奋起挥黄钺”。词中涉及的三个具有抗争精神的历史人物，就有两个是楚人，即庄跖和陈胜。由此也可看出楚民族奋斗精神对毛泽东感染之深。在毛泽东博大的心胸中，始终涌动着一种奋斗拚搏、自强不息的意念。在他学生时代的《讲堂录》上，记有大量催人奋进的警言：“人情多耽安佚而惮劳苦，懒惰为万恶之渊薮。人而懒惰，农则废其田畴，工则废其规矩，商贾则废其所鬻，士则废其所学。业既废矣，无以为生，而杀身亡家乃随之。国而懒惰，始则不进，继则退行，继则衰弱，终则灭亡。可畏哉！”“奋斗！夫以五千之卒，敌十万之军，策疲乏之兵，当新羁之马，如此而欲图存，非奋斗不可。”正是以这种思想为基础，青年毛泽东发出了“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豪言壮语。他还说：“夫力拔山兮气盖世，猛烈而已；不斩楼兰誓不还，不畏而已；化家为国，敢为而已；八年于外，三过其门而不入，耐久而已”〔5〕。在毛泽东身上，充分体现出一种坚毅勇猛、奋发向上的精神。毛泽东在给泡尔生《伦理学原理》所作的批注指出：“大风卷海，波澜纵横，登舟者引以为壮，况生死之大波澜何独不知引以为壮乎！”表现了他为了追求真理，创造新世界，勇敢探索，置生死于度外的宏大气魄与大无畏精神。毛泽东的这种精神，在他后来的诗词中体现得更加淋漓尽致〔6〕。1935年10月，在举世无双的长征即将到达终点之际，毛泽东写下了《清平乐·六盘山》一词，以“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的气概，表达了一定要战胜国民党反动派的决心。在全国解放前夕，毛泽东在其所作《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一诗中，号召全国人民要“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夺取全国解放的胜利。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的奋斗精神一如既往。1959年6月，毛泽东回到了阔别32年的故乡，写下了“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这一气冲霄汉的诗句。1965年5月，毛泽东重上井冈山，在其所作《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一词中，表现了“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的雄心壮志，吹奏出“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这一催人奋进的号角。显而易见，以英猛的精神去迎接世界上的一切挑战，这一性格特征强烈地体现在毛泽东的一生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