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两个世纪以来，随着工业社会的发展和“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人类凭借理性的力量迅速、广泛地改变着客体世界。人类在为自己所征服和驾驭的自然力兴奋不已的同时，却又越来越严重地被日益尖锐化了的人的异化问题所困扰。在高度现代化的物质文明中，人们越来越多地关注和思考着诸如人的价值、人的主体性、人的生存意义、人类的命运、现代经济价值取向中人的尺度，以及对人生的终极关怀等一系列问题。本世纪初以来，西方现代人本主义的勃兴便是这种忧虑在感情上的渲泄和在理论上的思考。虽然西方现代人本主义诸多流派在某些领域、在某种程度上推进了对人的主体性的研究和关注，但仅就他们把个人的主体性作为整个理论框架的核心概念之一这一点来看，东方文明在这个问题上似乎就显示出更多的潜力。人类注定要带着这个困扰了自己百余年的难题进入一个更加难以捉摸的新世纪。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理由自信，面对着这个跨世纪的难题，他们有着自己独特的优势。这是他们对人类前途保持乐观的主要原因之一。 一 就理论渊源来看，毛泽东有关人民主体性的思想首先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其次吸取了中国传统人论中的精华。理论上的渊源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的融合，形成了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明显区别于西方个人主体性的主体观——人民主体观，它鲜明而深刻地体现于毛泽东所创立和倡导的群众观点与群众路线之中。 毛泽东的人民主体观，可以用他的两句话进行最简练的概括：一句是“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另一句是“为人民服务”，即“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以人民主体观为核心，毛泽东又展开了其他一系列有关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基本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思想，群众运动的工作方法，正确处理两类矛盾的思想，“两参一改三结合”的社会主义企业管理原则，反对官僚主义的思想，等等。从青年时代投身革命直至晚年，不管毛泽东的思想发生了哪些变化，相信人民、依靠人民、服务于人民始终是他坚定不移的信仰和全部理论与实践的基石，这甚至已经深深地融入了他的潜意识之中。正是这种坚定的信仰，使他不论在多么强大的敌人面前，在怎样艰难困苦的环境中，始终保持着一种“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的从容和自信，永远充满着一种“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的气魄和豪情。 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的这种主体观充分地体现在人民战争的理论与实践之中。新中国成立之后，这种主体现又具体化为他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信心及一系列工作方针、方法。与一般的现代化理论不同，他充分地估计到了人民的主体性在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他认为，搞社会主义的关键仍然在于调动、发挥和保护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 1956年前后，在他决心探索出一条区别于苏联模式的建设道路时所著的许多名篇，实际上也就是人民主体观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展开和运用。在《论十大关系》中，他开宗明义地说，提出这十个问题，都是围绕着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这样一个基本方针，而在国内，“工人和农民是基本力量”。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归根到底就是群众路线四个字”。探索之初，毛泽东已经明显地感到，同样是搞社会主义，但却有两条路线：一条是由上而下、冷冷清清、慢慢吞吞、死气沉沉，另一条是发动群众、轰轰烈烈、高高兴兴。他甚至因此预言，因为有群众路线，我们的共产主义可能比苏联来得早。这些观点虽然失之偏颇，但其中所包含的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合理内核，至今仍然是我们必须珍视的财富。 由于对苏联模式的不满，以及囿于当时的条件还难以把这种认识上升到体制和体制改革这样的高度，毛泽东首先想到的是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领域中发动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从体制外解决传统体制的弊端，“大跃进”就是这种思路的一次巨大尝试。在纠正“大跃进”错误时，他一方面严厉地批判了“左”的错误，一方面又对它采取了比较宽容的态度。其中的一个原因是他生怕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即使在晚年犯了严重错误时，他主观上仍然认为是在捍卫人民群众的利益和主体地位，最大限度地调动群众的积极性。毛泽东希望通过“文化大革命”来反对“骑在人民头上的官僚主义者”，改善干群关系，提高群众的觉悟水平。他强调“共产党基本的一条，就是直接依靠广大革命群众。”〔1 〕在论及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指导思想时，他说：“国家机关的改革，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联系群众。”〔2〕他未曾料到的是，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法是实现不了党与人民群众密切联系的初衷的。 在毛泽东的人民主体观中，也包含了对作为个体的人的丰富内容。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人的理解明显地区别于西方的人文精神。它不像西方文化那样刻意强调人的独立的个体地位，以及与此相联系的人的自由、平等、尊严和权利，而是习惯于从社会的、人际的关系中来确定个人的地位，把人看作是群体的分子，强调人的社会性和伦理属性。毛泽东继承并改造了中国文化传统中人论的优秀成果。在他看来，人应该是有理想、尚气节、重道德、讲操守、求奋斗而轻物欲、绝私利、弃萎靡、鄙庸俗的。他先后倡导全党全国人民学习的白求恩、张思德、雷锋等典型人物身上，都体现出一种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志存高远、心怀天下的崇高人生价值追求。他不仅希望“六亿神州尽舜尧”，而且要求人人都能文能武、亦工亦农、全面发展，并毕生致力于造就这样一代共产主义新人。他认为，这样的新人作为生产力中的首要因素，其巨大的主观能动性和反作用将对发展社会生产力，推动社会的全面发展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这种新人不仅是理想社会的创建者，也是这种社会的基础。为了造就这样一代新人，必须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投身三大革命实践，到大风大浪中去锻炼自己，经常进行包括整风、社教等各种形式的思想教育运动，改造世界观。毛泽东对当代西方国家人的存在状况及发展趋势表现出深刻的不满和忧虑。他认为，西方国家虽然有发达的科学技术和富足优越的生活，但广大人民群众却并未因此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富裕的生活使他们失去了革命的主体精神，所以“越往西越富，革命也越困难”。他认为，仅靠富裕没有也不可能实现人生的终极目的。唯利是图、物欲横流、尔虞我诈、道德沦丧的西方社会中充斥着贪婪、丑恶、颓废和庸俗，那些家资亿万的精神乞丐和衣冠楚楚的道德侏儒，不过是金钱的奴隶和物欲的仆从，他们也没有自由可言。毛泽东的这些观点，不仅典型地反映了第三世界国家中一种普遍的看法，而且在一定范围里反映了许多西方人对西方“现代病”的忧虑和思考。本世纪中叶以来西方法兰克福学派、存在主义等人本主义思潮对西方社会的抨击，诸如“最病态的社会”、“单向度的人”（马尔库塞）、“异化综合症”（弗洛姆）、“世界主人正在变成技术奴隶”（斯宾格勒）等等，好像不过是用他们特有的专业语言回应毛泽东的某些批判，尽管二者在立场、观点、方法上大相径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