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青年时代，在其伟大的一生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他完成了从唯心史观向唯物史观、从爱国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从而为日后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在这一时期，他初步形成了自己的中西文化观，为其日后在政治生活中的成功，为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奠定了思想方法论基础。研究青年毛泽东文化观形成的时代背景和基本内容，对当代青年正确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一 青年毛泽东所处的时代，正是中国处在外祸迭起、内乱纷呈、社会急剧变迁、人民日益觉醒的时代。青年毛泽东虽然没有关于中西文化的系统论述，但“五四”前后，时代的大潮把中国传统文化和近代西方文化，一古脑儿地卷到了人们的眼前，和大多数先进知识分子一样，青年毛泽东也面临着文化的选择、吸收和创造的机会。我们知道，中国近代的历史，是一部反抗外辱的历史，是中国一步步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也是一部中西异质文化激烈冲突的历史。在这种冲突中，如何体认、评价蜂涌而至的西方文化，如何认识和评价中国传统文化，中国文化发展的前景如何，这就构成了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进行了文化理性思考的一个根本主题。毛泽东文化观的形成与演进，正是在中西文化冲突的历史大背景下实现的。 概括起来说，青年毛泽东文化观的形成与演进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阶段，即从8岁入私塾到1912 年秋、冬开始自学生涯。我们知道，任何一个人，即使是伟人，都不能摆脱他身后浓重的文化背景的影响，从小生活在湖南湘潭和湘乡交界处的山沟里的毛泽东，是吸吮着中国传统文化的乳汁长大的，所以，毛泽东文化心理素质的最早积淀，只能是中国传统文化。毛泽东早年浸润于儒家经典的传统教育，尽管在私塾里老师思想陈腐，教法不当，但自幼聪颖慧敏的毛泽东，还是领悟了不少道理。对四书五经的诵读，对中国历史的浓厚兴趣，对古今中外英雄豪杰的崇拜，对近代改良文化的初步了解，建构了他初始的文化观。同时，劳动的实践使他更加同情和热爱劳苦大众，对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产生了深深的忧虑，开始意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当然，这时，毛泽东对西方文化的了解还只是粗浅的，他的文化观还未超出中国传统文化的范围。 第二阶段，1912年秋、冬，毛泽东在湖南省立图书馆开始了半年艰苦的自学生活。正如他后来所说：“这是我学习历史上最有价值的半年”。继而又在第一师范学校度过了5年的正规学习生活。 这一时期是中西文化在毛泽东身上交融、冲突的最初时期，也是他初始的文化观发生变化的重要时期。与前一阶段相比，这时他的眼界大大地开阔了。他学习和研究了18、19世纪西方资产阶级启蒙学者的一些代表作，对西方文化，尤其是反映西方民主思想和科学成就的西方文化，有了较多的了解，并对他的传统文化观念产生了猛烈的冲击，对传统文化的消极面有了初步的认识。受恩师杨昌济的影响，他对待西方文化问题的基本态度是批判地继承、吸收和融合。 第三阶段，从1918年至1921年，该时期是青年毛泽东文化观形成中的关键。十月革命的影响，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五四运动的爆发，在纷至沓来的西方各种文化思潮面前，他通过比较，抛弃了改良主义，选择了西方近现代文化的精华——马克思主义，由此找到了改造中国的思想武器。这是青年毛泽东中西文化观形成的重要标志。 二 尽管青年毛泽东没有关于中西文化问题的系统论述，但细心研读他的许多文章书信，我们不难发现他的一些基本观点。 第一，肯定了中西文化各自在人类文化构成中的地位。对于西方文化，青年毛泽东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1949年，他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回忆青年时代竭力追求西方文化的情形时，这样写道，“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都看”。“寻找中国出路的人们，努力学习西方。我自己在青年时期，学的也是这些东西，这些是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文化，即所谓‘新学’，包括那时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与中国封建主义的文化即所谓‘旧学’是对立的”。在西方近代文化的影响下，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消极影响进行了相当尖锐的批判。但是，在青年毛泽东看来，无论中国传统文化怎样不适应于现实需要，无论我们如何需要西方文化来推进社会各方面的革新，都不能否认这样一个基本事实：“世界文明分东西两流，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内要占半壁的地位，然东方文明可以说就是中国文化。”〔1〕这里， 虽然用中国文明来代表东方文明有不确之处，但中国文化确实是东方文明的主流。正是这一基本看法，决定了青年毛泽东不能对中国传统文化采取妄自菲薄、彻底抛弃的态度。事实上，深受传统文化熏陶的青年毛泽东，对中国传统文化怀有深厚的眷恋之情，从先秦的履仁践义到宋明的格物致知，从颜习斋的习行哲学到曾国藩的务实精神，都曾对他的成长起了重要的影响。 第二，分析了中西文化之间的差异，指出了中西文化是性质迥然不同的两种文化体系。他认为，中国文化是建立在家族主义基础上的，家族主义精神渗透于社会的政治、法律、伦理、艺术、风俗之中，只追求宗法关系中的“和谐”，忽视了个性的发展。西方文化则是建立在国家主义基础上的，其优点在于它的民主、自由和科学，代表文化现代化发展的方向，而中国文化确实大大落后了。此外，他分析了中西文化的差异，认为中国文化重承袭、重门派，西方文化重个性、重独创；中国文化重资料收集和综合，西方文化重分析等等，因此，中西文化各有千秋。 第三，对中西文化要采取冷静客观的分析态度和批判精神。深受传统文化熏陶而又经历过西方新学洗礼的青年毛泽东，一方面对封建礼教、宗法制度和旧道德、旧思想作了最辛辣的抨击。他指出，我国的封建文化，“五千年衰传至今，种根甚深，结蒂甚固，非有大力不易摧陷廓清”〔2〕。毛泽东从而成为新学的热情鼓吹者和实践者。另一方面， 他又针对当时青年知识分子中普遍存在的以西方文化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倾向，采取冷静的分析态度，反对不加分析盲目崇拜西方文化。他指出：“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之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也。”〔3〕这种看待中西文化的客观冷静的态度和理性精神， 十分自然地使青年毛泽东在文化选择和创造实践中，注重二者的综合，不走极端，着眼于现实的需要和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