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同志离开我们20年了。我同周恩来同志接触中的一些往事至今记忆犹新，可以说它们在某些方面对我的一生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那是1941年9月， 党组织从延安调我到重庆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工作。当时，周恩来同志任南方局书记，负责国共谈判、统一战线和国统区、敌占区党的地下工作。能到周恩来同志身边工作，我心里十分高兴。在延安，我多次听过周恩来同志的报告，受到很大教育，对他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也早有所闻。我想，到重庆后，他一定会问起延安的情况。为此，我就延安的学习、生产等方面的情况作了一些准备，还特地到延安的南门外市场了解商品供应和价格情况。到了重庆，他果然一见面就问我毛主席在延安干部会议上所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的重要报告和开展大生产的情况，接着又问起延安的群众生活和市场情况。我幸喜已经作了一些调查，便一一作答，还告诉他延安的小米每斗多少钱、麦子每斗多少钱。他忽然打断我的话问：“你说的是大斗还是小斗？”这一下可把我问住了。我只好老实告诉他，我来渝前去市场看了一下，具体还说不准确。周恩来同志没有批评我，只是善意地笑了笑，但我心里感受到一种巨大的震撼。我意识到，作为一名党的干部，对待任何工作，都要认真严谨。这方面，周恩来同志确实堪为楷模。 “皖南事变”以后，国民党屡屡掀起反共浪潮。为了对付国民党顽固派的迫害，南方局、新华日报社部分工作人员和在隐蔽战线上的某些人员需要实行分散、转移和撤退。在这样险恶的环境下，从国民党特务的眼皮底下疏散，稍有不慎，就会发生意外。周恩来对一些同志的经历、特长、可利用的社会关系以及撤离的去向、途径、方式乃至如何化装等都作了了解、询问，对想到的漏洞，及时更改，以求做到万无一失。对于返回延安的干部，他逐一谈话，甚至对路上如何应付国民党的盘查，都亲自交代。有一次，我们早上起床了，还看见周恩来同志在与干部谈话，通宵没有休息。由于计划周密，工作细致，许多干部都得到了安全转移。周恩来同志为此付出了多少心血！建国以后，我在国家计委工作。计委每次送给总理的报告，凡涉及国民经济的一些重要数据，他都要反复审核，如有疑问，有时半夜打电话把我们找去查对。周总理这种对党和人民事业高度负责，严谨求实，一丝不苟的精神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每当我想到延安的“大斗小斗”这件事，工作中就受到一种无形的鞭策。 周恩来同志极端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来自他对党和人民事业的极端忠诚。凭着这种忠诚，他具有超乎寻常的坚强意志，能够依靠群众，克服一切困难，出色地完成党的任务。1946年5月， 国民党政府还都南京，中共代表团也从重庆移到南京。这时，国民党准备发动全面内战，妄图消灭共产党和人民军队，搞独裁统治的决心已定，内战一触即发。国共表面上仍在谈判，但国民党谈，是为了拖延时间，让美国人帮他做好战争准备；我们谈，是为了顺应全国人民反内战，争民主，要和平的愿望，阻止和延缓全面内战的爆发。到了南京，周恩来最担心的是中原地区。那里集中了李先念领导的新四军第五师，由广东北返的王震、王首道率领的八路军三五九旅南下支队和从河南中部南下的王树声等率领的嵩岳军区部队，共9个旅，6万多人。国民党不顾停战协定，集中了11个正规军，26个师，30多万人，把这支部队围困在湖北大悟宣化店附近方圆百十公里的狭小地带，准备一举全歼，制造第二个“皖南事变”，形势万分危急。周恩来紧急呼吁停止中原内战，以免牵动全局，酿成大战。同时迫使美方和国民党同意组成三人小组前往宣化店视察，以图制止战争，解救中原部队突围。到南京的第三天，周恩来即与美方代表白鲁德将军、国民党代表徐永昌将军一同乘专机前往武汉，我以新华社记者名义随行。到了武汉，徐永昌托病不前，改由武汉行辕副参谋长王天鸣作为代表。从武汉去宣化店的道路坑坑洼洼，汽车一路颠簸。沿途只见国民党军队频繁调动，抢修碉堡工事，眼看一场大战迫在眉睫。不巧到了黄陂县境的十棵松河边，因连日大雨，河水上涨，冲毁了临时搭起的木桥，吉普车不能过河。王天鸣即提出返回武汉，等水退了改日再来。可是，我中原部队几万人正被重重围困，面临被围歼之灾，哪容拖延？！周恩来坚持原地等候，设法过河。第二天，河水仍然不退，周恩来心急如焚。他想到群众中去想办法，便叫随行的曾任过黄陂县委书记的任士舜同志找老乡商量，讲明我们是到宣化店举行和平谈判的，看看能不能想出过河的办法。这时一位小伙子腼腆地说：“我看可以把车子抬过去。”美国人和国民党代表都觉得很可笑。周恩来相信群众的力量，便说，可以试试。又请来一些老乡，大家七手八脚，硬是把几辆吉普车抬过了河，为解中原军区之危争取了宝贵的时间。在宣化店，周恩来一面参加调处小组的会议，将包围我中原军区的国民党军队的番号、驻地都一一列举出来，以无可辩驳的事实揭露国民党挑起内战的阴谋，要求调处小组制止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平毁碉堡，释放我被捕人员；一面主持中原军区领导干部会议，分析形势，对国民党不抱任何幻想，坚决准备突围，并对突围方案进行周密的研究和部署。在往返宣化店的两三天中，周恩来一直没有合眼。5月10日， 三方代表在汉口签署了停止中原内战协议，使2000多名伤员及部分家属安全转移到了河南安阳。到5月26日国民党向中原解放区发起全面进攻的时候，由于我早有准备，我军 主力在李先念、王震等的率领下分三路向京汉路西胜利突围，后在鄂西、陕南建立了两块根据地。11月1日， 周恩来派我回延安汇报国共谈判情况时，我看到先念同志早已安坐在枣园的窑洞里了。 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周恩来心里时刻装着群众，始终坚定不移地相信和依靠群众，他对人民群众怀有深厚的感情。1960年10月，我从北京调中央西北局工作。临行前一天，总理见了我，亲切地说：“好啊，这次你回老家了。”我一愣，心想，总理明明知道我是山东人，怎么说到西北是回老家了呢？但很快就明白过来，总理说的老家，是革命的老家。我们这些吃延安小米、住延安窑洞、睡延安土炕过来的人，谁不把延安看作自己的故乡啊！听总理提到“老家”，一种崇高的责任感油然而生。从60年代到80年代初，我在西北工作了22年。1973年5月，我在甘肃省委工作时，到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 有一天，我正在西北小组会上发言，周总理进来了。他当时已病魔缠身，加上日夜操劳，清癯的面容更显消瘦。总理微笑着向大家点头招呼，让我继续讲下去。我前段时间刚去号称“苦甲天下”的定西作过调查，那里连续20多个月没下一场透雨，许多群众不仅缺食少衣，连饮水都十分困难。总理听了定西的灾情以后，神色顿时严肃起来，关切地问我这些地方能不能引水，能不能栽树，能不能开矿，我都作了回答。总理说，有些地方黄土层厚，近处没有水源和矿产资源，可以搞些编织、花边等加工业和其他手工业，要想尽一切办法把群众组织起来，发展生产，增加收入，克服困难，改变面貌。这次汇报后不几天，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全体会议，周总理在大会讲话时，心情沉重地说：“这次会上，我听到了甘肃中部地区群众生活困难的情况，心里很难过，很不安。解放20多年了，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里，那里的群众生活还这样困难，我作为国务院总理，工作是失职的，对不起那里的人民。”听到总理这种深深的自责，我深感内疚。甘肃许多地方面貌变化不大，群众有困难，是我们没有尽到责任啊！怎么能由总理来承担呢？这时，只听总理坚定地说：“我们一定要帮助那里的人民，努力发展生产，尽快把农业搞上去，把那里的穷困面貌改变过来。”就在这次会后不久，他便委托国务院的一位领导同志组织了农林、水电、商业、轻工等七八个部委组成的工作组，由各部委负责同志亲自参加，深入到甘肃贫困地区调查研究，帮助工作，并带来了粮食、棉衣、棉被等大批救灾物资和赈灾款，使灾区群众感受到党的温暖，增添了战胜困难的力量。直到今天，甘肃人民仍然铭记着周总理在最困难的时候对甘肃人民的深切关怀。 周恩来同志热爱人民，相信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