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自产生时起，便具有了不同的思路，最初的原因或许可以从各自所处的地理环境的不同，从而向人们提出的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任务的不同上得到解释。但是，就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这一最基本的任务来说，哲学的目的和宗旨却是一致的，因此，哲学融合的真正根据，即是这种对自然和世界的认识与改造。毛泽东哲学正因为始终把哲学方向指向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这个大目标上，从而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到达了对中西哲学的融合。毛泽东哲学以其对人类精神的终极目标的科学论述，以其哲学思想的综合性，简朴性、真理性，而客观地、内在地包容了古今中外哲学的优秀成果与合理形式。本文将围绕毛泽东哲学中所体现的对中西哲学基本精神的融汇展开分析。 在展开分析之前，有三个问题需要说明。第一，中西哲学的比较与融合，其真正的意义在于现代，在于通过这种比较与融合，为中国走向世界提供一种理论的借鉴。第二，中西哲学的比较与融合应该是在整体意义上的，是对两者的基本精神、或精髓的比较与融合，片断的、个别的比较尽管有助于问题的最后解决，却不能构成研究的重心和基本目标。第三，笔者认为，中西哲学的基本精神、或精髓，分别是“中”和“异”，求“中”与求“异”。中为和谐，为一，为大，亦为正。“中”非中庸，中庸多作折衷解，折衷非和谐，非正，非一，这是中国传统哲学的基本精神，而西方哲学则是以“异”为其精髓。“异”即不平衡，即多，即分。笔者对此已另文详论，这里则只作为前提。 一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所面临的向何处去的历史课题，就哲学意义而言，首先即是对于中西哲学、文化交汇的态度。近代以来的中国哲学，莫不以这一课题作为自己的首要命题，然而，对这一课题的解答方式却是千差万别的。毛泽东哲学并没有对这一课题进行专门的理论阐述，但是对这一课题的解答的全部内涵却渗透于它的宏伟体系之中。如果说，毛泽东哲学是真正成功地融汇了中西哲学的话，那么，这种融汇就应该体现于其哲学的最精髓的部分，最深刻、最丰富的领域。 唯物辩论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东西，而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规律，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毛泽东哲学正在以这一法则来观察和处理中国革命问题时，形成了内容丰富的关于矛盾的系统的学说。通过这一学说，我们可以透视其中所体现的对于中西哲学基本精神的融合。 毛泽东的矛盾学说，是他早年所确立的“动”、“斗”的宇宙——人生观（参见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稿》第122页，东方版社1989 年版）的继续和发展。在《体育之研究》中，毛泽东说到：“人者，动物也，则动尚矣。人者，有理性的动物也，则动必有道。然何贵乎此动邪？何贵乎此有道之动邪？动以营生也，此浅言之也；动以卫国也，此大言言也，皆非本义。动也者，盖养乎吾生，乐乎吾心而已。……天地盖有惟有动而已。”在这里，毛泽东已经赋予“动”以哲学的意义，而且是从最高的层次上来解说的，即它充分体现了天地身心的本性。因而，“动”也就成为宇宙的本性和人格的本性。正如李泽厚所分析的，这种“动”的宇宙人生观，使得毛泽东“一方面注意任何现象、事物、对象的变化性、相对性和二重性；另方面强调自我主体的活动性、斗争性。”由此可见，“强调运动、对立、冲突、斗争，由此作为宇宙规律，强调斗争不会因任何原故而削减，它将永恒存在，所以是普遍规律。”（同上，第124、125页）毛泽东的这一思想在他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以后，得到了更加充分地发挥。他在自己一生的革命生涯中，始终坚持用矛盾分析的方法来处理所面临的各种问题，而且始终坚持运动、斗争，从而引起变化、发展的观点。直到晚年，他还充满信心地坚持，“斗则进，不斗则退”，以大无畏的气慨宣称，“一万年以后，也要奋斗”。 毛泽东的这一青年时代的“动”、“斗”宇宙人生观，在接受马克思主义后便逐步发展为系统的矛盾学说。就其思想来源看，至少有三个方面： 其一，传统中国哲学的影响。中国哲学早在《易经》和《道德经》中就提出了“变易”的哲学概念，变易既是普遍的又是永恒的，“天地革而四时成”（见《易·革象》）而且“生生”就是易。（见《易·系辞》上）在《道德经》中也明确指出，万物生于道，因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见《道德经》第四十二章）这种讲变，讲由变而生的思想，在此后几千年的中国哲学发展史上始终绵延不断。毛泽东饱读诗书，对于这一传统思想自然印象极深，我们从他的各种论著和演说中大量出现的传统哲学概念、范畴，可以证实这一点。尤其是在他的经典性著作的《矛盾论》中，更是通篇渗透着这种中国传统哲学由来已久的思想和言语表达形式。 其二，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思想的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以往一切哲学的根本区别即在于，一方面把曾经被颠倒的物质和意识的关系再颠倒过来，确认物质第一，意识第二性的唯物主义原则，另一方面把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改造为唯物辩证法，从而使得人类对于客观事物的唯物观点更加彻底。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唯物辩证法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正如列宁所说：“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以及对它的矛盾着的部分的认识，……是辩证法的实质。”（见《谈谈辩证法问题》《列宁全集》第38卷第407 页）列宁还说：“可以把辩证法简要地确定为关于对立面的统一的学说。这样就会抓住辩证法的核心，可是这需要说明和发挥。”（《列宁全集》第38卷第240页）毛泽东说， 关于辩证法的这一核心，列宁要求进一步地解释和发挥，而“这就是我们的工作”。（《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45页）应该说，毛泽东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而《矛盾论》则是最集中的阐述。 其三，对西方哲学、特别是近代西方哲学的吸收。毛泽东自开始接受新学教育时起，就十分钦佩康有为、梁启超。康梁作为近代中国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先进知识分子，把西方近代以来的资产阶级学说，通过宣扬托古改制的方式引入中国，其中比较宝贵而有生气的是关于变化日新的辩证观念。康有为强调“穷则变，变则通”，提出“物必有两”的辩证观念。（参见康有为《日本书目志·自序》）尽管他的观念充满了浓厚的“渐进”、“仁爱”的进化论色彩，仍以其积极的主流影响了毛泽东。同时毛泽东又通过自己的阅读，了解了进化论的基本思想。在一师读书期间，毛泽东较为系统地接受了近代西学的教育，这种教育的影响在他读《伦理学原理》一书所作的批语中表现了出来。他认为事物的“动”的源泉在于有“抵抗”斗争之存在，“动”之所以“动”，在于抵抗的克服。为此，当泡尔生说到，“无抵抗则无动力，无障碍则无幸福”时，毛泽东高度评价其为“至真之理，至彻之言。”（《伦理学原理》批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