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是当代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他的哲学思想有着十分鲜明的特点。分析和探讨毛泽东哲学的显著特点，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加正确地把握毛泽东的哲学思想，而且有利于更好地评估毛泽东在哲学史上的杰出贡献和重要地位。 综观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方方面面，并使之与中外哲学家，甚至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哲学思想相比较，我们可以发现，它具有以下更突出的特点和优点： 一、强烈的实践性。这是毛泽东哲学思想最显著的特点。毛泽东哲学是在革命实践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是在革命实践中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现实化的产物。这是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大贡献，也是他在哲学上的突出特点。毛泽东的哲学思想之所以具有强烈的实践性特点是与他所处的历史条件和面临的历史任务分不开的。 一般地说，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列宁在哲学方面的主要任务是建立和完善马克思主义哲学。他们一方面要从概念、内容、体系等方面进行大量的研究和严密的论证，完成系统的理论创造工作。因此，他们不得不在“书斋世界”进行长时间的、艰苦的研究工作；另一方面他们又必须把主要精力放在与形形色色非马克思主义的、反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思潮的理论斗争上。当时，他们的论敌多以理论家、学者的身份登场，使得这种斗争也带有浓厚的学术争论的色彩。因而，使得他们不得不花很大的精力去从事学术理论方面的研究和著述活动，从而难以更多地顾及把理论付诸实践的研究工作。此外，马克思、恩格斯当时处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准备时期，而列宁在十月革命前曾被迫流亡国外达十年之久，这在客观上为他们提供了系统地进行理论研究和著述的条件。当然，马克思、恩格斯也曾致力于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工人运动相结合。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后，也曾成功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俄国革命实践，但由于客观历史条件的限制，这种结合不可能全面和深入。 考察中外哲学发展史可以发现，一般哲学家都是重理论而轻实践的。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一是客观历史条件的限制，二是哲学本身所具有的抽象思辩的性质。尽管也有哲学家强调实践的重要性，但他们所讲的实践不是我们今天所讲的三大实践，而是指精神活动的实践。如中国的宋明理学、西方的康德、黑格尔的哲学等皆是如此；或是指简单的饮食起居实践，如费尔巴哈等。所以，实际上他们都是轻视实践的，因而谈不上具有实践性这一特点。 而毛泽东则不同，与马、恩、列相比，他在哲学上所面临的任务是要把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运用于中国的实际，并在运用中加以发展。这是因为毛泽东走上政治舞台的时候，马克思主义理论已经在中华大地广泛地传播开来。因此，毛泽东和其他共产主义者的任务，不必要另起炉灶去创立新的革命理论和新的哲学。中国共产党一建立，马克思主义哲学便成为党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因而，革命队伍内出现的哲学倾向，主要不是理论形态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而是在实际工作中表现出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即主观主义。即它在观察和处理实际问题时，不从实际出发，不实事求是，而从抽象的定义、公式、“本本”出发的教条主义，或从狭隘的经验出发的经验主义。这些都对中国革命带来了严重的损害。所有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使毛泽东一开始就特别重视把理论和实践相结合，重视矛盾的特殊性及其和矛盾普遍性的关系，注意解决在实践中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际问题。此外，当时紧迫的革命形势也不允许毛泽东从事许多哲学理论的研究和著述工作。从毛泽东的一生来看，他参加革命后几乎一直处于革命湍流的旋涡之中，戎马倥偬。尽管他对理论，特别是对哲学有着特殊的兴趣，但却没有可能进入“书斋”去从事系统的全面的理论研究，撰写大部头专门的哲学著作，而只能根据革命实践的需要研究解决某些哲学理论问题，把革命斗争经验加以哲学概括。毛泽东首先是政治家，然后才是理论家、哲学家，他是把政治和哲学巧妙地结合起来的哲学家。他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同中国革命、建设的实际密切结合，运用于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工作方法之中，在结合和运用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即使他的哲学论著也强烈地表现出实践性这一特点。这种情况，表现出毛泽东哲学在开始形成阶段有着理论准备不足的一面，但同时正孕育了其哲学的种种优点。 最后，我们不能离开中国哲学的优秀传统来说明毛泽东哲学的这一特点。从表面看，毛泽东的哲学和方法论都是‘非系统化、非结构化’的，就是说，它们不象西方哲学所普遍采取的那种结构形式，不是由规范化的条文所组成的逻辑演绎体系。我们知道，从形式上看，西方哲学经常是以系统化的条文根据逻辑推理来表达的。例如柏拉图的《理想国》、亚里土多德的《形而上学》、托马斯·阿奎那的《总论》、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等等。然而，当我们把毛泽东的哲学著作同中国哲学联系起来时，就会看到不同的特点。就中国哲学的内容而言，它的重心几乎专门集中在人上面，是从社会和实践方面来看待人的“人道主义”。而关于自然、神等哲学主体，要么很少涉及，要么是干脆置之不理。例如，中国一些哲学流派也曾探讨过西方哲学意义上的“宇宙论”论——天道。中国道家关于天道的理论，也常和人伦搅混在一起。对西方哲学中的自然神论，很少有人提及。就表达形式而言，中国哲学倾向于运用格言、语录和谈话等多半是来自个人生活经验的表达方式。这也是中国的哲学著作不像西方哲学著作多长篇巨制，体系严密，以思辨见长的原因。总之，中国哲学总是同生活紧密地缠绕在一起的，中国哲学自古就有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优秀传统。这一传统不能不影响具有深厚的中国文化素养的毛泽东。毛泽东的著作，尤其是他的哲学著作总是鲜明地反映出改造社会这一中心思想。然而，在20世纪上半叶，为了解和改造中国的社会现实，毛泽东虽意识到理论和实践都是极为重要的，但他更强调实践。因此，毛泽东的哲学著作带有很强的实践性而不过多注重严密的系统性、思辨性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不能因此而否认毛泽东是一个伟大的哲学家。毛泽东作为哲学家其伟大之处首先在于他创造性地把哲学理论应用于实践，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真正成为实践的哲学。 二、异常注重发挥哲学指导现实的方法论功能。毛泽东哲学的这一特点是同实践性这一根本特点紧密相联的，是实践性这一特点的逻辑发展，也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学说的重大贡献。 关于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都曾作过许多精辟的论述。马克思说：“新思潮的优点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式的预见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所以我不主张我们竖起任何教条主义的旗帜。”〔1 〕恩格斯说：“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条，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2 〕列宁也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完备的哲学唯物主义，它把伟大的认识工具给了人类，特别是给了工人阶级”。〔3〕列宁在这里所讲的“认识工具”， 也就是指哲学的方法论功能。马、恩、列的精辟论述深刻地阐明了发挥哲学方法论功能的重要性。不过，那时候，他们还没有具体地说明如何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转化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各种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