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8月5日，毛泽东召见江青，令其手记七言诗一首，标题为《读〈封建论〉，呈郭老》：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件要商量。 祖龙魂死业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多行秦政治，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封建论》是唐代著名思想家柳宗元的一篇文章。郭老指当时81岁高龄的郭沫若。祖龙指秦始皇。子厚是柳宗元的字。文王即周文王。焚坑事件指历史上著名的“焚书坑儒”事件。大致情况是：公元前213 年，博士淳于越反对封建主义的中央集权的郡县制，要求根据古制，分封子弟。丞相李斯加以驳斥，主张禁止儒生以古非今，以私学诽谤朝政。秦始皇采纳了李斯的建议，下令：焚烧《秦纪》以外的列国史记，对不属于博士官的私藏《诗》、《书》等亦限期缴出烧毁，有敢谈论《诗》、《书》的处死，以古非今的灭族，禁止私学，欲学法令的以吏为师。次年，卢生、侯生等方士、儒生攻击秦始皇。秦始皇派御史查究，将四百六十多名方士、儒生坑死在咸阳。以上两事件史称“焚书坑儒”。“十批”是郭沫若所著《十批判书》，由《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孔墨的批判》、《儒家八派的批判》、《稷下黄老学派的批判》、《庄子的批判》、《荀子的批判》、《名辩思潮的批判》、《前期法家的批判》、《韩非子的批判》、《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批判》十篇文章组成。郭沫若在书中讲，他所以推崇孔子与孟子，是因为他们的思想在各家中，比较富于人民本位的色彩，没有达到后期儒者那样下流无耻的地步。郭沫若对初期法家也是肯定的，而对韩非的“法术”、“君主本位思想和秦始皇的极权主义”则持否定态度，并进行了尖锐的驳斥。 《十批判书》对儒家、法家有褒有贬，而毛泽东的七言诗批判儒家，尊崇法家以及推行法家主张的秦始皇。“十批不是好文章”反映了毛泽东与郭沫若的泾渭分明的态度。 《封建论》是柳宗元阐述其历史观的论文。他认为，历史的发展既不是“天命”、“神意”所决定，也不是“帝王”、“圣人”的个人意志所支配，而是由“势”——社会向前发展的客观必然趋势决定的。柳宗元叙述到：人类社会形成的初期，人与草木禽兽生活在一起，由于身体条件的限制，不能“自奉自卫”。这样就要“假（凭借）物以为用”，由于当时的生活资料贫乏，人类为了生活经常引起争夺。“争而不已”，就需要有“断曲直”的人出来管理，从而“君长刑政”也就产生了。由于争夺规模越来越大，就出现了一层比一层高的统治者，以至形成了从最基层的地方官吏，一直到最高统治者天子为止的封建制。（注：柳宗元所谓“封建”制是指夏、商、周时代天子分封同姓和功臣的“分封制”，不是我们现在所讲的五种社会形态之一的封建社会制度）故封建制的产生“非圣人意也，势也”。柳宗元认为，“封建制”从中央到地方，都是由世袭贵族统治的，它容易形成地方割据，不利于中央集权。“封建制”对不称职的世袭贵族不能随时洞察更换，对社会秩序的稳定是不利的。故“封建制”是一种“私”制度。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政权，实行“郡县制”。郡县制废除了世袭贵族统治的制度，而是选拔人才有赏有罚的官僚制。这种制度有利于社会的稳定，是一种“公之大者”的制度。郡县制代替封建制“非圣人意也，势也。”“私”的封建制让位于“公之大者”的郡县制反映了社会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过程。显然，柳宗元的历史观是一种历史进化论。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类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自身的矛盾运动，推动人类社会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柳宗元不可能达到这样深刻的认识程度，但他坚持历史进化论，并从社会内部而不是从外部寻找社会由低级往高级发展的动力。大方向还是正确的。柳宗元的历史进化论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进化论存在一定程度的共性。“熟读唐人封建论”说明毛泽东赞同柳宗元的历史进化论。“莫从子原返文王”说明毛泽东不赞成各种各样的历史倒退论。大量历史事实证明，让历史倒退是没有出路的，也是注定要失败的。 秦始皇利用十多年功夫灭掉了齐、楚、燕、韩、赵、魏六国以后，于公元前221年建立了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 用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用统一的中国代替四分五裂的中国，是历史的进步，也是秦始皇的历史功绩。“劝君少骂秦始皇”就说明了毛泽东对秦始皇历史功绩的肯定。秦朝建立不久，为了巩固新生的封建政权，秦始皇采取了“焚书坑儒”的有力措施。“焚坑事件要商量”，“要商量”只是毛泽东对郭沫若使用的谦词，其内心还是赞同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主张的。如果毛泽东从巩固新生革命政权角度肯定焚书坑儒，还是对的，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原则的。从另一个角度分析，“焚坑事件要商量”是毛泽东在1973年提出的。当时是毛泽东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实行“全面专政”的时期。“焚坑事件要商量”很可能与这个历史背景有关。若毛泽东站在“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实行“全面专政”的立场上肯定焚书坑儒那就不对了。 “孔学名高实秕糠”值得商榷。孔学即儒学。儒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毛泽东有过多次论述。现只引用两段：1938年10月，毛泽东说：“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如何继承这一份珍贵遗产呢？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与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这两段话的中心意思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其中也包括儒学，不能绝对地否定，需要一分为二，即要分清糟粕与精华，糟粕要剔除，精华要吸收。这就是辩证的继承观。“孔学名高实秕糠”的含义是，中国儒学没有什么价值，没有什么可继承的。显然，这是形而上学的否定观。以上比较也说明，如何对待中国儒学，毛泽东中年的态度与晚年的态度是相悖的。中年坚持辩证的继承观，晚年则滑入了形而上学的否定观。 大量事实证明，中国儒学含有丰富的有价值的珍宝。例如：“四书五经”等古代典籍中，具有积极意义和真理性的认识，被当作格言、成语流传下来的有数千条，其中仅《论语》一书中就有近百条。有些格言经过千百年的沉淀，已构成我们的民族之魂，如“宝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气；“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先人后己精神；“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以天下利益为己任的整体精神；“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为正义而献身的高风亮节；等等。此外，儒学在世界上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日本、朝鲜、新加坡，孔子的思想得到极大的重视与应用。他们的经济振兴，被看作是西方科学技术加中国儒家思想所造成的。在欧美，孔子思想同样受到专家学者的尊崇。18世纪法国启营思想家伏尔泰说：“西方民族，无论如何格言，如何教理，无可与此纯粹道德比拟者。”（见朱谦之：《中国哲学对于欧洲的影响》第292页）孔子的崇高形象，在法国一直保持至今。 在纪念孔子诞辰2500周年的时候，法国专门出版了关于孔子的著作《圣人的四书》，以此来纪念法国人民心目中的这位伟大思想家。在英国，1974年出版的《新大英百科全书》称：孔子所创立的儒家学说与中国学术是同义语，……如果有人要问，中国人民传统的生活与文化可以用什么字来表示，其答案只能是“孔子”。近年美国出版的《人民年鉴手册》列举了世界十大思想家，孔子名列首位。等等，不一而足。以上事实说明，“孔学名高实秕糠”的看法是不对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