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邓小平，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两位顶天立地的巨人；为使中国人民摆脱贫穷、落后、屈辱的命运，走上自立自强的光辉历程，七十多年来，同其他领导人一道，殚精竭虑，呕心沥血，进行了不懈的追求，忘我的奋斗。两人不可磨灭的贡献，就在于领导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开创性地创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和建设理论。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即是他们长期探索、追求、思考的心血结晶。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和第二代领导核心，毛泽东与邓小平在领导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都建立了丰功伟绩，其所作的贡献同中有异、异中有同。认真地探讨“中特理论”与毛泽东思想的内在本质联系，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创立有中国特色的革命和建设理论，一直是毛泽东与邓小平的共同追求。 一、解放思想，实事求事，走自己的路：中特理论的革命精髓 所谓“特色”，本指事物所表现的独特的色彩、风格等等。邓小平从理论和政治的高度来使用“特色”一词，从而赋予“特色”二字以更丰富的意蕴，更深刻的内涵。“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已经不是指一般的色彩、风格，而是指来之于中国实际又能反过来正确地指导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无疑，这是一种更高意义上、更广阔范围内的特色；这种特色，已经同整个国家的指导思想、大政方针、发展道路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1982年，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开幕词中明确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1 〕我们的“各项工作都要有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2〕。 这里所说的“中国特色”，包含着两大构成要素：一个是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外国经验，一个是中国具体实际、国情特点、中心任务，亦即毛泽东所说的中国社会性质、中国国情、中国特点、中国特征、个性和矛盾特殊性等等。在这两种要素中，只有前者没有后者、或只有后者没有前者，都构不成中国特色；只有这两大构成要素的有机结合、互相融摄，才能创造出中国特色来。所以，无论是有中国特色的建设理论，还是有中国特色的革命理论，都必须遵循毛泽东所说的如下原则：“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有必须有的中国特点，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3〕。 用邓小平的话说就是：“革命和建设都要走自己的路”〔4〕。其区别仅在于，所处的时代不同， 历史条件不同，所要解决的任务不同罢了。 所以，所谓“中国特色”，实际上是指理论联系实际、共性与个性的统一。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说：“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地对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这是革命的共性。“但是在同一原则下，就无产阶级政党在各种条件下执行这个原则的表现来说，则基于条件的不同而不一致。”〔5 〕这种“不一致的表现”，即个性，是构成一个国家的革命区别于另一个国家革命的不同特色。1917年，俄国根据本国的特点和条件，革命走的是“先占领城市，然后进攻农村”的道路，取得了革命的成功。这是列宁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则同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结果，从而创立了有俄国特色的革命理论。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一样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但是，由于中国的国情与俄国不同，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特点与俄国不同，因而在选择革命道路时，“不是先占领城市后取农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6〕，即先占领农村，以农村包围城市， 最后夺取城市。毛泽东说：“这一特点，这一半殖民地的中国的特点，也是各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史中所没有，或是同那些国家不相同的。”〔7〕这种他国没有而中国独具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 就是我们所说的中国特色。1923年，列宁就曾预言：“在东方那些人口无比众多，社会情况无比复杂的国家里，今后的革命无疑比俄国的革命带有更多的特色。”〔8〕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马克思没有说过， 列宁没有走过，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独特创造。正如邓小平所说，“中国革命的成功，是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9 〕的结果。 由此可见，中国特色的实质，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走自己的路。邓小平说：“过去我们打仗靠这个，现在搞建设、搞改革也靠这个。”〔10〕这就要求革命和建设的领导者在进行重大决策时，必须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实践证明，革命和建设理论的特色，在实践当中，不在书本里；领导革命和建设，一定要唯实，不要唯上，也不能唯书。只要我们是从本国实际出发来创造性地运用外国经验，脚踏实地走自己的路，特色就突显出来了。结合得好，特色就显得鲜明些；结合得不好，也许就不太鲜明。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毛泽东根据新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特点，确定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的制度，确定对民族资产阶级实行和平改造的政策，提出了各民族一律平等、团结的主张，建立了政治思想工作制度，实施了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和统一战线政策，贯彻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创造性地提出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理论，大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这些理论、路线、方针、政策都是毛泽东同其他领导人一起，从建国以后的实事中“求”出来的，因而基本上符合中国国情，带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