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个政权，为了维护其统治地位，除了镇压反对者的职能外，都不能不执行组织社会经济文化生活的公共职能。1927年4月成立的南京国民政府（1932年春曾一度移驻洛阳办公；1937年11月—1946年5月曾迁都重庆）也不例外。20世纪30年代九一八事变后，随着日本的步步进逼和国防建设的需要，国人开发西北的呼声日渐高涨，国民政府遂将关注的目光投向比较闭塞的西北地区，开始制定开发西北的政策，并着手实施。全面抗战爆发后，西北与西南一起成为抗日总后方，开发活动达到了高潮，西北因此而获得了自近代以来前所未有的发展和进步。而作为此次开发策划者与组织者的国民政府，在整个西北开发过程中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本文拟就抗日时期(1931-1945)国民政府开发西北的战略构想、举措与实施、以及对西北地区社会经济的影响进行探讨，期收抛砖引玉之效。 一 西北地区所处地位及国民政府开发西北战略构想的演变 西北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在我国社会文明的开创阶段和周秦汉唐时期，曾有过令人艳羡的辉煌。然而，随着历史的变迁、经济政治重心的东移以及航海事业的发展，东南沿海地区国际交往通道进一步扩大，盛极一时的丝绸之路逐渐成为历史的遗迹。步入近代，由于西方列强的攻略和欧风美雨的浸染主要来自海路，因而东南沿海成为我国外源后发型近代工商业的汇聚之所和先进生产方式的重心所在。而西北各地，则因交通不便，某些自然条件恶劣，新的经济成分极其薄弱。当时，社会上除少数有识之士大声疾呼，希望国人注意西北边防外，晚清政府和社会各界则对西北地区很少关顾。民国初年和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孙中山先生曾发表《实业计划》（即《建国方略之二：物质建设》），提出了建设西北铁路、开发西北资源的一系列设想。但当时的中国既不具备实现这一宏伟计划的历史环境，也缺乏推进它的社会力量和物质条件，致使孙先生的“实业计划”未能付诸实施。 1927年4月以蒋介石国民党为代表的国民政府上台后，在大力推行“武力统一”与“和平统一”政策的同时，也开始逐步关注开发西北、建设西北的问题。事实上，这种关注先后经历了初步酝酿(1928-1931)、着手实施(1931-1937)、积极推进(1937-1945)三个阶段。 1927-1931年，是南京国民政府的创建阶段，也是其开发、建设西北的初步酝酿阶段。从1928年起，不仅国民政府召开了咨询性的全国经济会议和全国财政会议，成立了建设委员会（1928年1月）和全国经济委员会筹备处（1931年3月），而且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还通过了《统一财政，确定预算，整顿税收，并实行经济政策、财政政策，以植财政基础而利民生决议案》。与此同时，国民政府也确定了开发西北、建设西北为其要务之一，并相继派出西北科学考察团、西北实业考察团等进行实际考察，作为开发西北的依据。1930年，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制定了《西北建设计划》。1931年5月，国民会议第七次大会通过了《开发西北办理工赈，以谋建设而救灾黎案》等。但这一阶段由于蒋介石国民党事实上将主要的人力、物力、财力集中用于剪除异己和围剿南方的工农红军，并未真正把开发、建设西北当作“要务”，因而其开发、建设西北的种种计划和决议只不过是一纸空文，社会影响微乎其微。 1931-1937年，是国民政府由顽固坚持蒋介石“安内攘外”的总国策而最终转向抗日的阶段，也是其开发、建设西北的战略构想进一步具体化并着手实施阶段。从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到一二八事变上海直接遭受蹂躏；从伪满洲国沐猴而冠，到华北事变平津门户洞开，民族危难日甚一日，局部抗战时起时伏。朝野上下，严厉谴责蒋介石的误国政策，纷纷要求国民政府积极备战，加强国防建设，以抵御日本的侵略。与此同时，许多爱国人士如胡应连、王聪之、胡逸民、马鹤天、郭维屏、李庆麐、李维城等都发出了“开发西北”的呼声，“认为西北是中华民族的出路，要恢复中国版图，必须以我民族发祥地的西北做大本营，要集中全力来开发西北”。（注：朱铭心：《九一八与西北》，《西北问题》1934年第2卷第1期。）1932年4月，长江通讯社西北考察团主任记者罗靖及华侨团员罗正刚等8人在考察西北告竣后，专门向国民政府行政院呈送报告书，详细阐述了开发西北的理由、事类、策略及第一步计划概要。（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长江通讯社西北考察团史料两件》，《民国档案》2000年第3期。）受各界舆论的影响，国民政府的一批政要人物也发表言论，倡言开发西北的重要性。如国民党元老邵元冲指出：“以今日之国势而论，东北则藩蓠尽撤，东南则警耗频传，一有非常，动侵堂奥，故持长期奋斗之说，力主建设西北之，以保持民族之生命线……”（注：邵元冲：《西北建设之前提》，《建国月刊》1936年2月第14卷第2期。）1934年，《开发西北》杂志创刊，蒋介石亲笔题写“开发西北”，其他如宋子文、孔祥熙、何应钦、于右任等亦有题词。蒋介石还在西安发表演讲说：“我们大家都是黄帝以来圣祖神宗的后裔，祖先既有那样伟大的聪明智力，那样伟大的精神气魄，那样伟大的事业，难道我们就没有吗？”他号召国人要继承祖先的光荣传统，为开发西北做出贡献，并对开发的工作做了具体指示：“盖各种建设，固贵因地制宜，因时制宜，而一贯之政策与通盘之筹划，财力要必不可少，此应由中央负责筹划。”（注：《开发西北》月刊，1934年11月第2卷第5期。）全国经济委员会常委宋子文在考察兰州时指出：“西北建设不是一个地方问题，是整个国家问题。现在沿海沿江各省在侵略者的炮火之下，我们应当在中华民族发源地的西北，赶快注重建设。”（注：宋子文：《建设西北》，《中央周报》1934年4月第309期。）又说：“建设西北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生命线，西北人民所负之责任，不仅是充实本身利益。”（注：宋子文：《西北建设问题》，《中央周报》1934年5月第310期。）这是国民政府中央大员第一次把西北建设提高到国防战略的高度，把西北开发与国防建设的重要性结合起来。时任国民政府军政部长的何应钦也发表《开发西北为我国当前要政》的文章，认为“西北为中华民族摇篮，又是中国大陆之屏蔽。从国防考虑，从经济考虑，从文化考虑，都需开发”。（注：《中央周报》1932年第199期。 ）于是“‘开发西北’、‘建设西北’之声浪，甚嚣尘上，上而当辅诸公，下至关心西北之黎庶，莫不大声疾呼，细心筹划。直有对西北之开发，刻不容缓，对西北之建设臾须促成之趋势”。（注：张继：《国人宜注意西北问题》，《中央周报》1934年2月第29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