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854X(2003)08-0053-04 毛泽东与鲁迅是中国现代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他们思考最多的是关于人的生存。在人的生存这一既平凡又伟大，既现实又空灵的问题上，两人都有独到的理解，并创立了自己的生存哲学，这就是毛泽东的“斗争哲学”和鲁迅的“反抗绝望”。我们试图通过对他们的生存观的比较研究，在相同和相异的辨识中，寻求他们生存观中最可宝贵的价值，为我们当今的文化建设和道德重建提供一定的借鉴和参考。 一 毛泽东的“斗争哲学”，与鲁迅的“反抗绝望”，都凸现出人生抗争意识，都是对于人生的主动追求和积极奋进，都主张把自己的命运操纵在自己的手中。这种强者的生存意识，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流续，也是对西方文化的借鉴和吸收。 毛泽东的“斗争哲学”主要涵盖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我的众多关系。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毛泽东始终坚信人定胜天。在与自然的斗争中，毛泽东带领全国人民进行了一次次改天换地的大运动；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上，毛泽东认为反抗是决定胜利最有利的保障；在人与人的关系上，毛泽东把批评和斗争看成是提高人的思想素质的最好办法；在人与自我的关系上，毛泽东强调要进行自我斗争、自我批评，这样才能使人不断进步。总之，在这些所有的关系上，斗争是其主要的形式，也是其主要的方法，斗争体现在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毛泽东看来，斗争就是一切，因而，“斗争哲学”实际上就是毛泽东的生存观。 毛泽东从少年时代就有了反抗和斗争的意识。少年毛泽东常常受到父亲的打骂，他就通过顶撞、据理力争、逃跑等方式来进行反抗，最终逼迫父亲让步、妥协，并不再打毛泽东。毛泽东后来回忆说：“我从这件事认识到，当我用公开反抗的办法来保卫自己权利的时候，我父亲就软了下来，可是如果我保持温顺的态度，他只会更多的打骂我。”（注：赵大义、高永芬、邵永贵：《危难中的毛泽东》，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9页。）之后他通过闹祠堂，迫使族长退出贪占的稻谷；带领学生驱赶奉承拍马的校长张干等一系列的反抗行动更证明了他这一信条的正确性。毛泽东还在理论上为自己的行动寻找依据。他在早年写的《体育之研究》中说：“人者，动物也，则动尚也。人者，有理性动物也，则动必有道。然何贵乎此道邪？何贵乎此有道之动邪？动以营生也，动以卫国也，此大言之也，皆非本义。动也者，盖养乎吾生，乐乎吾心而已。……天地盖惟有动而已。”对动的本体观念的确立，使毛泽东对社会和人生的统一、安宁、稳定、秩序等产生了怀疑、不满和挑战，他认为：“安逸宁静之静，不能长处，非人生之所堪。而变化倏忽，乃人性之所喜也。”（注：《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69页。）在他看来，动是规律，静是现象，动来自对立，静来自统一。一致、和谐是暂时的，冲突、运动是永恒的，正是运动和冲突，才形成了世间万物的差别和丰富多彩，它也是世界万事万物始终处于无休止的变化过程之中的动力所在。由此形成了毛泽东刚健有为和奋斗不息的人生品格，这也奠定了毛泽东斗争哲学的生存观。 毛泽东的一生可似说是斗争的一生，他把“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化作了自己的生命主线。从青年时代开始，他进行了一系列的反抗社会的斗争：他组织新民学会，向封建余孽、封建军阀、帝国主义发出了挑战；他领导农民开展土地革命，同以蒋介石为首的地主官僚进行了殊死搏斗；他在一片亡国论的叫嚣声中，以弱小的力量向日本帝国主义开展了持久战；他在蒋介石叫嚷三个月要消灭共产党的时候，毫不畏惧，反而在三年多的时间内消灭了国民党，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他领导人民同隐蔽而危险的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粉碎了他们的一次次进攻；他在国家经济实力很弱的情况下，为了朝鲜人民和中国人民的安宁和幸福，不怕美国的核威胁，敢于同以美国为首的16个国家的军队进行战斗，并最终取得了胜利；他还以“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为原则，对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进行英勇的自卫反击，让他们望而生畏。即使在日常的生活中，他也不忘记反抗和斗争。1954年的夏天，在北戴河，面对汹涌澎湃的大海，毛泽东欣喜地说：“风浪越大越好，可以锻炼人的意志。”并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你不要怕什么冒险。凡是不冒险，就不能成功，许多成就是冒险才得来的。”（注：陈晋：《毛泽东的文化性格》，中国青年出版社1991年版，第253页。） 在晚年，毛泽东更是把斗争看成是生活的一切。他坚信“马克思主义必须在斗争中才能发展，不但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必然还是这样”。“一万年以后，也要奋斗”。在毛泽东看来，历史存在着两种逻辑：“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直至胜利——这就是人民的逻辑”，“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注：陈晋：《毛泽东的文化性格》，中国青年出版社1991年版，第252页。）。“斗则进，不斗则退，不斗则修，不斗则垮”（注：陈晋：《毛泽东的文化性格》，中国青年出版社1991年版，第253页。）是他对中国人民的谆谆告诫，从而形成了毛泽东时代的鲜明特色——斗争。毛泽东虽然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但他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守成、世故和不争极为厌倦，总是把斗争看成是人生和历史最有创造性的状态。在他生命的最后时期，他还对来访的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女儿朱莉·尼克松·艾森豪威尔表示，“不斗争就不能进步”。可见，斗争精神、斗争哲学、斗争意识成为毛泽东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或者说，它就是毛泽东的生命的全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