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827.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952(2003)04-0075-10 1961年初就任美国总统的肯尼迪面临对华政策这个老问题的困扰。再沿着遏制、封锁和对抗的老路走下去已经越来越困难了。这首先是因为中国毕竟是一个正在发展中的大国，在世界和亚太区域事务中有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没有中国的参与并发挥积极作用，很多国际问题包括当时令美国深感困扰的东南亚和东北亚问题、军备竞赛与核扩散问题等就难以解决。采取“鸵鸟政策”，回避现实，实非长久之计。其次是从美国的国家利益来考虑，同中国建立一种富有成效的建设性关系，总比僵持不下的冷战关系要好。美国政治家开始认识到，长期和中国保持敌对而紧张的关系，试图使中国处于孤立的状态，对美国的利益来说，消极作用大于积极作用。从政治博弈的角度看，这样僵持下去，对双方都没有好处，至多不过是“零和”。如果能从接触和对话开始，使这两个大国建立起正常的关系，哪怕暂时只是一种“冷淡的工作关系”，应该是对双方乃至世界都有好处的“双赢”。（注：Background Papers:Differences in Sino-Soviet Approach to the Conference,Conference on Laos,Geneva,Tab J,May 12,1961,Papers of President Kennedy (Hereafter cited as PPK),Trips and Conferences,Box 244,Folder:Secretary of State,Geneva Conference on Laos,John F.Kennedy Library(Hereafter cited as JFKL),Boston.）正如肯尼迪当选后审视对华政策时承认的那样：“没人能从中国目前的孤立中得到好处”。[1]肯尼迪在任仅三年即遇刺。这三年期间美国对华政策究竟有无变化？中外学者有不同看法。（注：认为肯尼迪对华政策有变化的代表作见陈志奇：《美国对华政策三十年》，中华日报社1981年印行。不认为其有政策性变化的代表作见Noam Kochavi,A Conflict Perpetuated:China Policy During the Kennedy Years,Praeger Publishers,2002,Westort；苏格：《美国对华政策与台湾问题》，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笔者认为，如果同50年代艾森豪威尔当政的8年相比，这是一个对华政策孕育变革的时期。在此期间，麦卡锡主义的影响正在消退，民间研究机构的认识在变，公共舆论在变，主导对华外交的政府官员们的倾向也在变。（注：A.T.Steele,The American People and China,New York,1966;Leonard A.Kusnitz,Public Opinion and Foreign Policy:America's China Policy,1949～1979,Greenwood Press,1984,pp.95～130；资中筠：《缓慢的解冻——中美关系打开前十几年间美国对华舆论的转变过程》，《美国研究》1987年第2期，第7～32页。）肯尼迪政府已经设想了一些办法来逐步改革政策并将其中一些设想付诸于试探性的行动，还曾明确地表达过想同中国大陆改善关系的意向。肯尼迪如果不是猝然被刺，他曾透露过的将在第二届任期内做出对华政策的某些改变应是有可能的。 但是，肯尼迪在世时对华政策的调整毕竟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这是多方面的复杂原因造成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制约因素是受中国和周边国家及地区的关系的影响，特别是在冷战大格局下中国对周边关系的处理以及美国对中国周边地区的政策。在这方面，台湾当局对中美两大国和解这一影响世界和平大局的进程，起了相当严重的干扰和阻碍作用，美台关系成为中美关系正常发展的重要障碍。笔者对美台在“反攻大陆”问题上的矛盾冲突已有专论，兹不赘述。（注：牛大勇：《“栓紧缰绳”与“反攻大陆”：肯尼迪与蒋介石的战略之争》，《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4期。）中美同印度、越南和老挝的关系问题另有其他学者专文论述，也不赘述。（注：杨奎松、沈志华等著：《中国与印度支那战争》，（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0年版；戴超武：《印度的外交政策与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北京东方历史学会等合开的“冷战中的中国与周边关系”国际学术会议论文，2002年8月。）本文仅就美国在酝酿调整对华政策的大背景下，迫使台湾当局从缅泰老“金三角”地区撤军，并试图诱迫蒋介石从金门、马祖等沿海岛屿撤防等问题，进行一些探讨。 肯尼迪酝酿调整对华政策 肯尼迪在担任参议员期间，对外交政策很少公开提什么批评或建议。但他于1957年10月在《外交事务》季刊上发表过一篇文章——《一个民主党人对外交政策的看法》，认为世界结构正从美苏两极对抗转化为多极鼎立，中国和欧洲正在形成新的政治力量中心，美国的政策对这种变化中的大国关系没有做出及时的反应。他批评美国对华政策过分强硬和僵化，要求重新估价对华政策。不过，他又认为当年美国不承认新中国，是“迫不得已”的选择。[2] 中美关系中的一个重大麻烦是台湾问题。如果要重估和调整中美关系，美国将如何对待台湾问题呢？肯尼迪以前没有正面解释过他的想法，但是在1960年总统竞选期间，多次扬言当选后将放弃金门、马祖等沿海岛屿。[3]在他和尼克松的电视辩论中，金门和马祖问题也成为一个交锋的题目。肯尼迪认为共和党政府冒着把美国卷入战争的危险去协助蒋介石防卫两个无足轻重的小岛，政策失当。尼克松则辩称这两个小岛对于保卫台湾至关重要，并由此鼓动选民们去怀疑这位竞选对手的战略判断力。[4]肯尼迪当选后，面临着一系列已经提上日程的紧迫问题：(1)应否继续促使蒋介石放弃容易引发战争的沿海岛屿？(2)对中国大陆遭遇的粮荒采取何种立场？(3)是否改变对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的策略？(4)应否同蒙古人民共和国谈判建交并任其加入联合国，从而为亚洲共产党国家树立新的关系模式？(5)是否给流亡日本的台独运动领导人廖文毅发访美签证？(6)要不要出版多年前已经编好的1943年美国对外关系系列文件集的中国卷，其中涉及当年美国官方对国民党政权的大量批评。怎样处理这些问题，涉及是否需要调整原有的对华政策，并关系到进一步变革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