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期知识分子群体的转型

作 者:

作者简介:
邢兆良,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 200400

原文出处:
学海

内容提要:

建国初期,思想改造运动中知识分子在思想、心理方面面临着两难选择。由于历史的积淀,知识分子群体的缺陷,现实的环境,知识分子群体的生存模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他们在思想、价值、话语、道德、心埋诸方面形成了以政治为主导、为基础、为标准的选择模式。建国初期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对知识分子群体的定型有非常深远的影响。


期刊代号:K4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2003 年 1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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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和知识分子阶层彼此之间存在一个两难的抉择。对共产党来说,巩固政权和建设一个幅员辽阔的中国,必须拥有一支庞大的、具备各种专业才能的知识分子队伍。延安时期培养的、在长期战争中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队伍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是远远不够的。因此,必须依靠国民党政权留下的数量庞大的知识分子,特别是各类学校的教师。但这批知识分子基本上都是由西方教育模式培养的,西方式的民主与自由主义色彩相当浓重。如何改造、教育这批知识分子,使之能与党的思想体系、政治路线、组织原则相一致,成为党的事业可用人才,这成为共产党执政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对国民党政权留下的广大知识分子来说,虽然他们的专业知识、技能是建设新中国所必需的,但他们的政治理想、思想定势、价值取向、生活态度、道德标准、心理状态与共产党对他们的要求有相当的距离。

      知识分子群体的转型是历史的必然和现实的要求。如何实施知识分子群体的转型,这是执政党必须慎重考虑的问题,既不能用镇压反革命的方式,又要相当有效地实现转型,使知识分子群体成为党的事业一支可信任的队伍。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一次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政治运动,就是实现这种转型的有效形式。问题只在于时间上的安排要恰当、适时。其一,共产党取得政权后对知识分子实行了全包下来的政策,知识分子得以流动、选择的行业(学校、报社、出版社等)大都国家化了,经济上由国家安排工作,人事上通过工作单位、行业协会等渠道被严密地组织管理起来。这样,知识分子一方面避免了失业的窘困,另一方面他们的生存环境和职业选择完全单一化了,他们的物质生存方式(包括家庭)完全依附于现实政权,他们对现实政权失去了任何的相对独立性。其二,建国初期巩固新政权的各项军事、政治、经济工作异常繁重,对知识分子的改造工作一时还不能提到最重要的工作日程上来。其三,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为党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提供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经验和模式。分析延安整风运动的一些情况,对我们认识建国初期知识分子群体的转型是有所裨益的。

      一

      延安整风运动是通过大规模政治运动的形式,运用学习、批判、检讨、审查、组织处理一整套程序,从思想、心理到组织,对知识分子队伍成功进行了思想和组织整顿,人人过关,达到了一种政治和思想上的高度统一,使党的政治路线、组织路线被有效地贯彻下来,使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得到具体地落实、展开。

      革命战争期间,共产党在相当困难的政治、军事、经济环境中就开始考虑,如何改造、运用和重塑知识分子队伍,使其成为自己事业成功的一个有机构成部分。这是党在革命战争时期急需解决的一个重大课题。知识分子改造工作涉及到四个层面:谋生环境、价值取向、思想观念和道德心理,其中,谋生环境是基础,价值取向是动力,思想观念是标准,道德心态是根本。只有完成了这四个层面的改造工作,知识分子阶层在生存选择的诸多方面(职业选择、思想选择、话语选择、道德选择、价值选择)才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是党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工作的一次成功尝试,并形成了一整套完善的、行之有效的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的模式:召开大会,布置学习文件,方针政策→组成各单位学习小组→展开各种形式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自我交代和揭发别人,人人过关→人人小结,领导审核,群众大会通过,组织处理。这种思想改造模式对知识分子的生存方式具有定势性的影响(从职业选择一直到道德标准、话语习惯),也形成了对知识分子社会价值评价的基本标准:以“红”为先,为主,以“专”为后,为次,思想、政治、组织关系成为划界的绝对前提。因此,学术思想依附于现实政治成为知识分子群体的基本选择。

      日本侵华战争爆发以后,各类青年知识分子怀着抗日救国的信念和对国民党政治黑暗、腐败的不满来到了革命胜地——延安,以实现他们抗日救国的抱负和社会民主、平等、自由的理想。当时,严酷的政治、战争现实及由此形成的延安社会体制与这些青年知识分子的理想相差甚远,如何认识和评价延安的社会现实就成为延安各类知识分子关注的热门话题。随着整风运动的普遍展开,青年知识分子有机会通过杂文、墙报等形式公开表达他们对延安社会的看法及对民主社会的理解。当时《解放日报》副刊、中央青委的《轻骑队》、边区美协的《讽刺画展》、中央研究院的《矢与的》三种壁报都轰动一时,形成了以王实味、萧军、艾青、丁玲等为代表掀起的“暴露黑暗”的批判思潮,在延安的知识界、思想界产生了很强的冲击波和广泛的社会影响。后来,罗迈(即李维汉,当时的延安中央研究院整风运动的领导人)写文章回忆说:“中央研究院的整风墙报《矢与的》更以‘民主获胜’的面目,轰动了整个延安,有几期是贴在布上拿到延安南门外(延安的闹市区)悬挂,看的人们川流不息,毛泽东也挑灯看了《矢与的》的整风墙报。”(注:参见《延安中央研究院回忆录》,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7页。)并马上作出了反映:“思想斗争有目标了。”(注:参见《延安中央研究院回忆录》,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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