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国际与中共五大

作 者:
李颖 

作者简介:
李颖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研究员 北京 100080

原文出处:
中共党史研究

内容提要:

中共五大的召开与共产国际关系密切,而且这种关系的密切程度,是学术界从前没有认识到的:中共五大的筹备是在共产国际的直接组织下完成的,中共五大的召开是在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的直接控制下进行的,中共五大的一切决议案都是根据共产国际决议精神制定的……要想了解中共五大召开始末及其历史作用,不能不和共产国际在其中的作用联系起来考察。


期刊代号:K4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2003 年 1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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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D16;D2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15(2003)-04-0043-07

      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史界一般对中共五大的评价不高,认为这次大会事实上没有解决任何问题。80年代后期对此有过几篇争鸣文章。进入90年代,很少再有人专门研究中共五大。总的来说,同民主革命时期党的其他历次全国代表大会相比,对五大的研究可以说是最薄弱的。仅有的研究成果大都集中在对五大功过是非的争论上。而对会议本身的问题,如大会是如何筹备的、大会进程、大会决议案制定的依据、陈独秀在五大连任党的总书记的历史必然性、大会的多方面的理论贡献,等等,因资料有限等原因,则涉及很少,研究不深入。对于共产国际与中共五大的关系,只是在有些文章中间或提到,没有专门的论述。通过对近年来公布的共产国际档案的研究,笔者发现,有关中共五大的所有问题几乎都与共产国际有关系,这种关系的密切程度,是我们从前没有认识到的。本文主要根据新公布的共产国际档案文献,对共产国际与中共五大的关系加以论述。

      一、中共五大的筹备是在共产国际的直接组织下完成的

      关于中共五大的筹备,已往论者多强调,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为应对中国大革命危急形势,中国共产党于是决定召开五大。事实上,从一年前提出到最终确定召开中共五大,及在何时何地召开,参加人数,议事日程,再到大会纲领的起草,政治决议和组织决议原则的确定,等等,无一不是共产国际的旨意。共产国际决定中共五大的召开并自始至终领导大会的筹备工作。而全党范围内讨论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决议又为中共五大的召开作了思想准备。

      早在1926年4月27日于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书记处会议上,蔡和森就提出“中共五大应该立即召开”的建议。但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认为,现在不能召开代表大会,因为“找不到能集合代表1.2万名党员的2、3百名代表的合适地点”。他建议在5月中旬或5月底召开有五六十人参加的党的代表会议。6月下旬,远东局俄国代表团决定,“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的整个问题在中共代表大会上加以解决”。(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3卷《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第230、231、307页。)

      1926年9月,远东局俄国代表团召开会议,第一次对中共五大的召开正式作出决定:最近要筹备中共五大的召开,目的是“通过党代会筹备工作,集中精力加强对中共的总的政治领导,了解和帮助加强中央的整个机构”。同时,确定中共五大不晚于1927年1月召开。远东局先决定了中共五大的事宜,而后才想到“要在最近几天向中央提出”(注:《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3卷《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第517、536页。)。会议还决定立即着手起草中共五大提纲,并提名陈独秀起草总纲,瞿秋白起草关于资产阶级作用的提纲,托切尔尼亚克起草关于无产阶级运动的提纲。

      到11月初,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召开前,远东局向全会委员会呈交了土地纲领草案。该草案是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等“同中共中央一起为即将召开的党的五大制定的”。11月5日,共产国际远东局正式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提出了于1927年1月召开中共五大的问题,并且首次明确了大会议程:“(1)中央的政治报告;(2)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的报告;(3)关于国民党的问题;(4)农民问题;(5)工人运动问题;(6)党的建设;(7)老头子(陈独秀——引者注)关于党纲起草问题的报告。”(注:《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3卷《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第607~608页。)这时,维经斯基等已经与中共中央共同起草了关于党纲的报告。

      12月14日,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书记拉菲斯提议:“中国党的代表大会拟于明年初召开,在此之前共产国际执委会应给中国共产党发去一封‘秘密信’,这封信和全会决议一起应成为代表大会的纲领。应派一位负责的领导同志作为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代表出席代表大会。”(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4卷《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下,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第51页。)12月底,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闭幕后不久,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就即将举行中共五大的问题作出决定:“责成彼得罗夫同志将就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五次代表大会给维经斯基同志的指示稿先提交政治局批准,然后提请共产国际执委会通过。”

      1927年1月初,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正式任命共产国际执委会出席中共五大代表团成员,他们是维经斯基、多里奥和罗易。1月18日,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书记处会议听取“关于中共第五次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决定“责成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主持党代表大会。代表共产国际执委会草拟指示信,为此选举彼得罗夫同志(可由赖特同志取代)、谭平山和瓦西里耶夫组成委员会”(注:《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4卷《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下,第69页。)。

      1月19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为举行中共五大给维经斯基、罗易和多里奥发出指示,正式确定了大会的日程、遵循的原则、需讨论的问题。其中,特别明确了两条原则性的指令:一是中共五大的“一切政治决议都完全应以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为依据”;二是会议的组织决定则以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当日通过的《关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任务》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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