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529(2003)04-0071-08 “五四”前后，以杜亚泉、章士钊、梁漱溟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派曾围绕东西文化问题与以陈独秀、胡适为代表的新文化派展开过一场大的论战。关于这场论战，近一二十年来学术界虽然作过一些研究，但这些研究在评价这场论战时，往往从性质的是非出发，或肯定陈独秀、胡适等新文化派之是，批评杜亚泉、章士钊、梁漱溟等东方文化派保守，或肯定杜亚泉、章士钊、梁漱溟等东方文化派之是，批评陈独秀、胡适等新文化派之激进，很少有人从学理的层面对两派的观点作具体深入的分析，指出他们的理论得失。职是之故，本文在吸取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发生在“五四”前后的这场论战加以重评，不当之处，欢迎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一、“古今之别”与“中外之异” 东西文化存在着差异，这是新文化派和东方文化派都承认的事实，但这种差异的性质何在，对此，他们的认识又大相径庭。概而言之，新文化派认为是“古今之别”，东方文化派认为是“中外之异”。 新文化派中首先把东西文化说成是“古今之别”的大概是陈独秀。1915年他在《法兰西与近世文明》一文中，依据进化理论把人类的文明史划分为古代和近代两个时期，并从其思想的特质上对此作了说明：“古代文明，语其大要，不外宗教以止残杀，法禁以制黔首，文学以扬神武。”“近代文明之特征，最足以变古之道，而使人心社会划然一新者，厥有三事：一曰人权说，一曰生物进化论，一曰社会主义是也。”以此来观照东西文化，陈独秀认为，东方的中国和印度文明，尽管在生物时间上也将它们叫做“近世”，但就文化进化的程度而言，“犹古之遗也”。真正能称为“近世文明者，乃欧罗马人之所独有，即西洋文明也；亦谓之欧罗巴文明”[1](P10-11)。 继陈独秀之后，胡适也对东西文化的时代性差异的性质作了进一步的说明。他指出，由于人类生理的构造根本上是大致相同的，所面临的问题也大同小异，因此他们走的都是“生活本来的路”，只“因环境有难易，问题有缓急，所以走的有迟速的不同，到的时候有先后的不同”。胡适得出结论：东西文化的差异是“时间上、空间上的一种程度的差异”，是发展速度的差异，是“古今之别”，已“赶上了几步”的西方文化进入了近代，而东方的中国和印度文明仍停滞在古代时期。[2] 把东西文化这种“古今之别”表述得再清楚不过的恐怕是常燕生了。1920年他在《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一文中认为：“一般所谓东洋文明和西洋文明之异点，实在就是古代文明和现代文明的特点。”人们之所以把东西文化的差异说成是“类型”的区别，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误以近代文明的特质当作西方文明的特质。因而也就误以古代文明的特质当作东方文明的特质”[3]。 对于新文化派把东西文化之差异的性质说成是“古今之别”的观点，东方文化派是不赞成的。1916年杜亚泉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了《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一文，认为中西社会的不同导致了中西文化间的诸多差异：西洋“注重于人为”，而中国“注重于自然”；西洋是“向外的”，以个人为中心，中国是“向内的”，“求其勤俭克己，安心守分”；西洋社会“有团体”，中国社会“无团体”；西洋人“重私利”，轻道德；中国人“轻私利”，重道德；西方以“战争为常态，和平为变态”，中国以“和平为常态，战争为变态”。这种种差异，一言以蔽之：“西洋社会为动的社会，我国社会为静的社会。由动的社会，发生动的文明，由静的社会，发生静的文明。”[4] 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第二、第三章《如何是东方化？》《如何是西方化？》，主要讲的也是东西方文化的差异问题。他认为，西方文化走的是意欲“向前面要求”的第一文化路向，中国走的是“对于自己的意欲变换调和持中”的第二文化路向，印度文化走的是“反身向后面去要求”的第三文化路向。这三种不同的文化路向导致了西方文化、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根本精神”的不同或根本差异。中西文化差异的根源就在于它们是“一中一外”，中国的落后不是由于中国文化比西方文化走得慢，少走了几十里路，而是他走的不是与西方同一条文化路向。 实际上，新文化派和东方文化派所说的“古今之别”与“中外之异”，指涉的是文化的时代性和文化的民族性。所谓文化的时代性和民族性是文化的两种属性。文化的时代性，是指为社会发展特定历史阶段上的一般状况所决定的文化之时代特征，它反映的是世界各民族在相同的时代或相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上的文化之共同要求。文化的民族性，是指体现在特定民族文化类型中、并作为基本内核而存在的民族文化心理素质的特征，它是形成民族文化的基础，具有与民族共存亡的超时代性。民族性是不能作善恶之价值判断的，各民族文化之民族性没有高下优劣之分，都有存在的理由和意义。时代性是可以并应该做出价值之善恶判断的，文化的性质由时代性所决定，处于不同时代和历史发展阶段的民族文化因此而划分出先进与落后、优越与低劣。作为文化的两种属性，时代性与民族性既彼此联系，又相互依存。任何文化形态，既是一定时代的文化，又是一定民族的文化；既是特定民族在一定时代的文化，又是一定时代的特定民族文化。是时代性与民族性的集合体。（注：关于文化的民族性和时代性理论，参见许苏民著《文化哲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的有关章节。）以文化的这两种属性分析东西或中西文化，从文化的时代性来看，中国传统文化在性质上是古代、特别是封建时代的文化，而西方近代文化是近代资本主义文化，它们是一古一今，在时代性上后者比前者具有不可比拟的优越性；但就文化的民族性来考察，中西文化体现的是两种不同民族的文化特征，彼此并无高下优劣之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