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缘化，是就中共历史的研究现状而言的。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中共历史学属于历史学科，以中国共产党的客观历史进程为主体研究对象。这一学科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和特征，它经历了一个由萌生、初建、成型、挫折到复兴的发展过程。（注：张静如、唐曼珍：《中共党史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4～5页。）这一发展过程的前四个阶段有一些共同的特征：如在指导理论和研究方法上，以唯物史观为主导，以阶级分析法为主体研究方法；在研究对象和内容上，主要研究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党的历次代表大会，党史上的重要人物，重大政治、军事事件，党的文件等；研究队伍的知识结构也较单一。进入复兴阶段以后，这种研究状况发生了很大改变。中共历史学在指导理论、研究对象和方法等方面大量借鉴其它相关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思维方式，深化自身研究，拓宽自己的研究领域，逐渐呈现出一种边缘化倾向。 复兴阶段中共历史研究的基本格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就历史学科而言，“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历史学也在拨乱反正中走上恢复和重建之路，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史学研究形成了三大热点，即文化史热、社会史热、史学理论热。这种“热”的结果是“唯物史观的影响在下降，多种思潮竞争，史学思潮的多元化正在逐步地形成”（注：蒋大椿：《当代中国史学思潮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发展》，《历史研究》2001年第4期。）。 作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中共历史学的发展在这种背景下自然也会受到影响。中共历史研究领域实际也出现了一些热点，在复兴阶段的中共历史研究中，以不同的指导理论、研究方法、研究内容和范围在中共历史研究中的地位和实力为标准，可以将历史研究的现状划分为“中心研究区”和“边缘研究区”。前者在指导理论上以传统的唯物史观为主导；以对比研究、史论结合等传统的治史方法为主体研究方法；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会议、文件、党史上的重要人物为研究对象；以资政宣传为主要功能和价值取向；后者在理论方法上，在继续坚持唯物史观的前提下，大量运用现代化理论、系统论、控制论和援用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心理学、计量史学、文化史学等相关学科的具体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共历史；在研究对象和范围上，拓展到政治发展与稳定、经济政策分析、法制史研究、社会的发展与变迁、社会群体的心态、人口变动、社会保障、党史史料学等领域；以解决社会发展所面临的诸多现实问题为价值关怀。这两大研究区的形成，共同推动了复兴阶段中共历史学的发展。 复兴阶段“边缘研究区”的架构 中共历史学边缘化倾向的表现，主要体现在“边缘研究区”的形成上。下面仅从现阶段几种最为常见的新兴理论和方法出发，以中共历史界有代表性的几家刊物所刊载的文章和新近出版的相关专著为论据，对这一倾向作一简要论述。从学科结构上看，现阶段“边缘研究区”的大体状况如下： （一）在指导理论和研究范围上，20世纪80年代以来，指导中共历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呈现出多元并存的格局，除传统的唯物史观和阶级分析方法外，一些新的理论、方法被引进，学科之间交叉研究的现象在增多。 1.现代化理论的应用。现代化理论源于西方。“现代化”这一概念的使用，在中国始于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而真正将这一理论用于指导中共党史研究则是在80年代以后。以《中共党史研究》等刊物所刊载文章为例，1991年曾景忠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现代化的探索》，是最先以现代化理论为指导研究中共党史的文章，提出了“资本主义现代化”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概念。（注：曾景忠：《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现代化的探索》，《中共党史研究》1991年第3期。）此后，这一理论的应用愈加频繁，《中共党史研究》刊载的运用现代化理论研究党史的文章也不断增多。由于现代化理论所涉猎的范围非常广泛，把现代化理论引入中共历史学科体系，势必随之把现代化理论所涵盖的各个学科，如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城市学、文化学等相关学科引入党史研究。这必将大大丰富中共历史的学科体系，使党史学与这些学科的关系更加紧密，多学科交叉研究的领域在增多，由此形成了许多党史研究的边缘地带。另外更重要的是，一些倡导现代化史学的研究者提出有关社会演进的一元多线的历史发现观，这种以生产力发展作为判定历史发展阶段基本标准的一元多线说，有力地突破了传统唯物史观以生产关系为基本标准的五种社会形态的单线演进说，从而使传统唯物史观的地位受到挑战。在传统唯物史观的视角中，现代化理论指导下的中共历史学便自然有了边缘化味道。这也是中共历史学边缘化倾向的理论根源。 2.社会学相关理论的运用。以社会学的相关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共历史，是20世纪80年代社会史热的延续。从社会学的学科内容来看党史研究的这一边缘化倾向，有以下几个方面： 以社会史为基础的中共历史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来，史学界出现了有关社会史学三种基本理论的主张，即以冯尔康为代表的社会生活、社会关系说；以乔志强为代表的社会构成、社会生活、社会功能说；以陈旭麓为代表的社会通史的视角和理论模式。（注：蒋大椿：《当代中国史学思潮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发展》，《历史研究》2001年第4期。）史学界的这种研究动向也很自然地反映到党史研究中。1991年张静如先生便提出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党史研究，从社会史的内涵、功能、社会的发展和变迁等方面，开拓了党史研究的新领域。此后，这一领域的研究得到加强。1997年《北京党史研究》编辑部专门邀请部分专家学者就这一问题进行座谈，探讨了如何在党史研究中重视社会史研究的问题。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论文有何友良的《论苏区社会变革的特点与意义》（载《中共党史研究》2002年第1期），张化的《建国后城乡关系演变刍议（《中共党史研究》2000年第2期）等。另外还有几部专著，即由张静如、刘志强主编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中国社会之变迁》；张静如、卞杏英主编的《民国政府统治时期中国社会之变迁》，分别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于1992年和1993年出版。还有郭学旺著《毛泽东与中国社会变迁》，以中国近现代社会史为基础，深入研究毛泽东和中共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