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1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964(2003)03-0019-05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苏论战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国际政治中的重大事件，它导致了中苏关系走向对抗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分裂。中苏大论战中，双方论战的文字汗牛弃栋，而由于种种原因，对这场大论战的研究却近乎空白。20世纪80年代之后，特别是苏联解体以来，国内外一些学者对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破裂的原因进行过一些研究，并提出过不少有益的见解。不过，由于这一问题涉及面非常广，情况十分复杂，加之各种非学术因素的影响，不仅学者们众说纷纭，而且很多研究并不十分客观。如有些国内外论著把中苏论战的原因单纯归结为文化差异、国际共运中的权利之争、地缘政治冲突、种族不和、体制缺陷及双方领导人个人性格与行为因素，等等，这些都是不准确、不全面的。现对上述研究进行综述，以促进对中苏论战问题研究的深化和扩展。 一、有多少因素引起中苏论战 从已发表的学术论文看，对中苏论战的研究大多是对历史过程的叙述或对论战原因的分析。关于中苏论战的原因，学者们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其原因比较复杂，其中主要的原因有国家利益的矛盾和意识形态分歧。意识形态分歧始于苏共二十大，主要是对斯大林的评价和“三和”路线问题上的分歧。中苏关系的恶化是1958年苏共提出建立长波电台和共同舰队开始的，中共认为苏联想控制中国，伤害了中国的民族感情。在之后的一系列事件中，如台湾海峡危机，苏联撕毁《国防新技术协定》，中印冲突，苏美缓和战略等，双方发生了争论和争吵，增加了不信任，矛盾逐步加深。 关于到底有哪些原因引起中苏论战并使论战逐步升级，学者们发表了不同的见解。 叶书宗认为，赫鲁晓夫的“改革”引爆中苏大论战。斯大林确立的斯大林模式，到50年代其狭窄的框架就已经容纳不下发展着的、多种多样的社会主义实践的内容。时代在呼唤改革，理论需要发展。斯大林逝世后，客观上对社会主义各国特别是苏联的体制改革变得非常有利。1953年9月，赫鲁晓夫担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立即在中央全会上提出忧患意识，着手改革斯大林模式。赫鲁晓夫首先在农村和农业生产领域采取了几项重大举措，包括大规模开垦生荒地和熟荒地，取消集体农庄和集体农民的农副产品义务交售制，改革农副产品的收购制度，改组机器拖拉机站，等等。赫鲁晓夫在政治上的重大举措是从平反昭雪入手，反对个人崇拜，重树集体领导原则，强调恢复社会主义法制。在世界总体战略方面，赫鲁晓夫认为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不符合当今现实，因而要调整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即改变把20世纪看做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世纪的时代估价，改变以暴力革命为手段推进社会主义制度的战略决策，提出“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等三个理论问题，并希图缓和与美国“冷战”对峙的严重局势。总之，赫鲁晓夫致力于改革斯大林体制，是要寻找苏联社会主义继续前进的道路。在这样的背景下，1956年2月，苏共举行第20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在《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中，推出了他的改革思想。尽管在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就很快感觉到不能照搬苏联的做法，并努力探索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但是，对苏共提出的“和平过渡”和反对个人崇拜问题，中共就首先表示不同意见。在1956年4月和12月，《人民日报》先后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两文，揭开了中苏大论战的序幕。 李捷认为，民族传统的差异、意识形态的分歧和战略利益的冲突是中苏论战的主要原因。其中，就民族传统来看，两国在文化和历史背景上存在着巨大差异。苏联的前身俄罗斯，是一个领土扩张野心很强的帝国主义国家，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它是主要的获利国之一。中国则深受其害，中国人民心灵上的创伤是深刻的。在苏联时期，从斯大林开始，苏共长期把苏联的国家利益置于各国共产党和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利益之上，并要求各社会主义国家都要维护苏联的国家利益。谁要是过分强调本民族的特殊性，强调本国的国家利益，就是对苏联权威的“大不敬”，就是民族主义。而毛泽东的革命和建设理论，恰好是建立在实事求是、独立自主地探索符合本国国情和民族传统的道路基础之上的。这种基于民族传统和革命道路的巨大差异，体现在意识形态上，就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不同理解。这种理解上的差异，在斯大林时期还没有表面化，到了赫鲁晓夫执政以后，就逐渐暴露出来。1958年的“长波电台”和“共同舰队”事件是中苏关系的转折点，从此，两党两国在战略利益和内外政策上的分歧日益发展，展开了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这是导致中苏关系迅速恶化的根本原因。 左凤荣、潘正祥认为，中苏论战的原因是复杂的，既有意识形态的因素，更有国家利益的冲突，还有领导人之间的好恶，其中也夹杂着历史的积怨。赫鲁晓夫执政之初，中苏友好关系得到了巩固和发展，但同时，赫鲁晓夫也像对待东欧“卫星国”那样，欲把中国纳入苏联的整个战略之中，被中共一一拒绝，使得中国的国家利益与赫鲁晓夫加强对社会主义阵营的控制以增强与美国讨价还价的砝码这一战略意图之间存在矛盾。另外，毛泽东与赫鲁晓夫两人之间也未能建立起良好的私人关系，两个人的文化素质、思维方式存在很大差别。作为新独立国家的领导人，毛泽东把中国的独立看得比什么都重要，而作为大俄罗斯民族的一员，赫鲁晓夫潜意识中的大国主义不断显露，而他自己却浑然不觉。这种差异不能不影响到两个人之间的关系，进而影响两国的关系。 曲星认为，从20世纪50～60年代中苏关系的恶化的复杂纷繁的种种现象中，可以理出三条相互作用的线索，即中苏之间关于国际战略的分歧，中苏两党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理论的争论和中苏两国国家利益的冲突。新中国成立之初，中苏之间的结盟关系有着强烈的利益互求因素，即当时中苏都面临美国严重威胁的战略格局，中国需要与苏联结盟来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而苏联也需要在自己的周边建立一个隔离西方威胁的安全区域。但50年代中期美苏关系有所缓和之后，苏联面临的战略任务与中国面临的战略任务发生了明显差距，原来被共同战略利益掩盖的双边关系和民族利益中的矛盾开始显露出来。由于各自战略需求及斗争策略的不同，双方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若干理论问题也就产生了不同的看法，这些分歧不可能在论战中弥合，反而越来越大。两个执政党之间关系的恶化，不可避免地对国家之间的关系产生消极的、甚至是破坏性的影响。中苏从盟友演变为潜在敌人，正是这种利益冲突与理论分歧恶性互动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