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661文献标识码：A 近几年来，国内学术界发表了不少文章，对新中国建立初期，亦即新民主主义时期，或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问题进行研究。很多学者仍坚持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传统观点，认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矛盾是当时的主要矛盾，但也有一些学者对此传统观点提出了质疑。孰是孰非，看来短时期很难达成共识。笔者觉得，尽管看法不同，但它毕竟是建国以来党史、国史研究中无法回避的一个重要问题，不仅关系到如何正确地客观地认识历史，科学地进行历史“反思”，也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有借鉴作用。 （一） 学术界普遍认为，中共中央领导人就建国以后的主要矛盾问题明确提出看法，最早是在1948年9月。当时，新中国尚未成立，但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在全国取得胜利。为了给新中国的建立作准备，中共中央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刘少奇、毛泽东等先后分析了即将建立的新社会的主要矛盾问题。刘少奇认为：“在新民主主义经济中，基本矛盾就是资本主义（资本家和富农）与社会主义的矛盾。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胜利以后，这就是新社会的主要矛盾。”他还强调说：我们“固然不能过早地采取社会主义政策，但也不要对无产阶级劳动人民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估计不足，而要清醒地看见这种矛盾。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这种斗争，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两条道路的斗争”。（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刘少奇年谱》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9月版，第161～162页。）毛泽东则明确表示同意刘少奇的分析，并进一步强调指出：“现在点明一句话，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完成之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外部就是同帝国主义的矛盾。”（注：《毛泽东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45～146页。） 此后不久，1949年3月，党又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进一步为新中国的建立作准备。毛泽东在会上的报告及会议所作的决议重申了上述关于主要矛盾的观点，明确写道：“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中国尚存在着两种基本的矛盾。第一种是国内的，即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种是国外的，即中国与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辑，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7年版，第594页。）不过，必须指出的是，在强调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是基本矛盾或主要矛盾的同时，七届二中全会又反复说明，由于各种原因，“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注：《毛泽东选集》（1卷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横排本，第1321～1322页。）要对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私营经济采取利用、限制，而非消灭的政策。虽然从逻辑上讲，七届二中全会的规定有点自相矛盾，却也是用心良苦的。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明白，在当时的中国尚不具备立即消灭资产阶级和城乡资本主义经济的条件，必须采取谨慎的态度对待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经济，否则将妨碍国民经济的恢复和新政权的巩固。 尽管如此，还是出了问题。七届二中全会之后，随着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尤其是天津、北平、上海等大中城市陆续被解放，在如何对待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问题上出现了混乱。刚刚在政治上获得解放的工人、农民不愿再受任何剥削，开始自发地排挤甚至打击资本主义工商业，以对待封建地主的态度对待资产阶级；资本家则因无法管理工人和工厂，又摸不清共产党的政策而人心惶惶，或采取消极观望的态度，或抽逃资金，导致生产的恢复极为缓慢。过激现象的发生，同资产阶级关系的紧张，虽非七届二中全会的政策所引起，却不能不促使中共中央领导人更加关注对资政策的问题。为了迅速纠正各种过“左”倾向，中共中央首先于1949年4月派刘少奇去天津调查研究，分别做工人和资本家的工作。刘少奇在天津期间曾多次发表讲话，他虽然没有直接谈主要矛盾的问题，但强调说，今天的敌人仍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产阶级，而国民党是集中的代表者”。“如果把民族资产阶级看成敌人，要打倒资本家，那是违背工人阶级的利益的”。刘少奇还说：“今天中国不是资本家太多，太发展了，而是太少，太不发展。”“所以在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下，在劳资两利的条件下，还让资本家存在和发展几十年。这样做，对工人阶级的好处多，坏处少。”（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刘少奇年谱》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9月版，第201页。）可见，天津讲话所着重强调的，是在比较长的时间内允许、支持资本主义经济的存在和发展，而不应过早地排挤、消灭它。尽管在当时的中共党内，对此存在着分歧，但它并不是刘少奇个人的观点，而是得到了毛泽东等主要领导人赞同的。这表明，从天津讲话开始，中共中央已在对七届二中全会的规定作局部的调整。 此后，中共中央领导人对建国后的主要矛盾问题又作了更明确的说明。1949年7月，刘少奇秘密访问苏联。在征得毛泽东的同意后，他写了一份报告给斯大林，并在此报告中谈及主要矛盾问题。刘少奇写道：“有人说：‘国民党政权被推翻或土地改革完成以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就立即成为基本矛盾，工人阶级和资本家阶级的斗争就立即成为主要斗争。’我们认为这样论述问题是不正确的，因为假如该政权要用主要火力去打击资产阶级，……这种行动就会使当前还能同我们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离开我们而投向帝国主义阵营。在中国推行这种政策，当前就是危险的冒险主义政策。”（注：转引自《中苏走向联盟的艰难历程》，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328～329页。）由于这份报告是由俄文转译的，不同的中文译本在文字表述上有些差别，如在其他译本中“基本矛盾”被译成“主要矛盾”等等，但实质性的内容是一致的。它表明，中共中央领导人此时已改变了七届二中全会关于基本矛盾或主要矛盾的提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