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82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81X(2003)04-0396-06 白坚武，民国史上一个小人物。他之所以未被遗忘，主要是因为作为李大钊的同学和吴佩孚的幕僚，在历史大戏台上曾以配角身份登过场。不过，由于其身后留下了一部相对完备的日记，而且在日记中他有既记行踪又记思想的习惯，所以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具有一定的标本价值（注：《白坚武日记》，原名《知白堂日记》，自1915年12月23日始（在此以前的10余年系简单的追记），至1937年7月14日止（其中缺1924年9月28日—1927年9月6日，其间的经历，作者在1927年8月有简单的说明与追记）。日记手稿藏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 本文即拟通过对《白坚武日记》所记思想状况的分析，探讨一下他从一个热血青年蜕变为可耻汉奸的思想历程，并希望借此反映现代中国思想史的一种深层变迁（注：我认为由于大人物的思想具有超前性，所以像白坚武这类不太知名的人物往往更能代表当时社会的一般心态。）。 一、北洋“圈子”里的一个另类 白坚武(1886-1937)，河北交河人，1907年毕业于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与李大钊同学，毕业后曾任黄钟报记者与内务部佥事，1917年以后分别在北洋军阀李纯和吴佩孚处做顾问，1937年9月，在冀南被属于冯玉祥旧部的国民党军队以“汉奸首领”罪处决。终其一生，白坚武都没有脱离北洋派的圈子，可以说他踏入社会的第一步（任直隶督署秘书）与最顶点（任吴佩孚处总参议），都是在北洋派的圈子内实现的。 然而，年轻时的白坚武却对这个圈子颇为不满，对圈子内的人和事充满痛恨。这一点，倒与当时绝大多数受《新青年》影响的新派人物相通。譬如，1917年1月24日，他曾在日记中愤愤不平地写道：“入世以来，朴心未退，而社会机心日增；机心递演之结果，公之念日亡，私之念日焰。同一知交，大团之内有小团，大圈之内有小圈，对外无论矣；团与圈之内，无时不用其机心。所谓政团也、政治社会也，有如货币者然，只有恶货驱逐良货而已。”[1]（第53页） 非但如此，作为圈内人的白坚武对所处“圈子”不仅愤慨，而且急切地想打破它，改变它。譬如，当他在上海听说北京的学生为抗议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上街游行，“焚卖国党曹汝霖宅，殴章宗祥几毙”，便在当晚的日记中表示强烈同情，认为此举“足征人心未死”[1]（第194页）；当他从一份报纸上看到新文化运动的领袖陈独秀病死的假消息，便当即认为陈可称得上“中国之路得、卢梭”，斯人之死，“则人道之明星陨坠”[1]（第216页）。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当他读过《新潮》杂志上的一篇文章后，对文中流露的“根本改造”思想大表赞同，认为中国社会“亟有待于根本澄清，绝对不赞成调和，调和在本身为自灭，对客体为投降”[1]（第202页）。当然，“根本改造”论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是一种受到较多认同的思潮。据笔者所见，一个叫黄尊三的经历过辛亥革命的文人在1916年即提出此观点，他说：“以政治之为物，若不从根本谋改革，则人群之进化无望，人民狃于旧习不向上而苟安，……惟打破此循环之迹，而与国民以精神的根本改造，则新机勃发。”[2]（第103页）不过，作为北洋派之一员的白坚武，对“旧社会”持如此决绝的态度，足以反映他对所处环境的不满。 打破或改造这个“圈子”从何入手？从白坚武的早年日记看，虽然他没有提供一个以新替旧的具体方案，但其倾向性还是比较明显的，即与当时大多数忧国忧民、追求进步的知识分子一样，白坚武颇为看好社会主义。譬如，当他读过《新青年》6卷5号刊载的《马克思学说》一文后，立即感到“曙光在此”[1]（第223页）。在1920年2月28日的日记中，他甚至写道：“余现觉宇宙间所有动止，俱由环境构成，物由心造，诚有此象。然展转以细索其因果，仍不出唯物关系。突然而有此内识，突然而有此外效，为世界所无之事。攻马克思唯物论者众矣，余不论其有充分理由。若以马克思所论演证据不充足则有之，强余绝对信仰唯心论现未能也。”[1]（第228页）对唯物论的偏爱与对唯心论的怀疑，并由此而引发的为马克思学说的辩护，滥于笔端。 二、第一次思想转变：告别社会主义 白坚武思想的第一个重要转折点，是对社会主义由同情到怀疑的态度变化。 事实上，在民国初年，由于实施宪政并未带来预期效果，中国思想界陷入著名记者黄远庸所说的“人心枯窘”[3]（第90页）的一个彷徨年代。如果说晚清时期中国社会同样混乱，那么晚清思想界起码还知道以一种共同认可的方式（宪政）去改变这种混乱，并以此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但一旦宪政这剂药方经过民初政治的检验证明失效后，包括白坚武在内的清末民初成长起来的这批年轻知识分子便不得不开始新的思想探索历程。 依照白坚武在1921年前所表现出的思想趋向，他极有可能选择社会主义作为自己的追求目标，这也是当时相当一批企图破旧立新的年轻知识分子的共同抉择。 除上一节中所列举的材料外，起码还有两点可以证明白坚武可能成为一个社会主义者： 第一，他对宗教向来没有兴趣。民国初年，当“定孔教为国教运动”甚嚣尘上之际，白即“终不谓然”[1]（第45页）。事实上，他不仅对定孔教为国教没有好感，甚至认为一切宗教都是无稽之谈。 第二，他阅读了大量进步书籍。1920年1月2日，当他读张东荪发表在《解放与改造》第7号上的一篇谈社会主义的文章时，发现作者所说的“如有建设必定依著社会主义的原则”，与自己的想法不谋而合，于是在日记中写道：“是言实为我所欲言者。”[1]（第229页） 一方面，白坚武在1917-1921年间追寻生命意义过程中，对彼岸世界的诱惑不以为然；另一方面，他在此岸世界中对社会主义颇有兴趣，以当时中国思想界的实况来推演，白坚武转而信仰社会主义应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这事实上也是许多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的共同思想轨迹。然而，1922年以后的白坚武的思想变化，并未沿正常轨道行驶，他非但没有从社会主义的同情者变成信仰者，反而变成了一个反对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