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铁作为日本设在中国最大的殖民国策会社，自始即设有调查部，满铁还自称其调查部是日本乃至全亚洲独一无二的。满铁调查部及其分支机构，几十年间持续对中国、亚洲和全世界进行广泛的调查研究。但在中国，关于满铁调查部的研究尚属空白。日本的有关出版物绝大多数是回忆性和资料性的，系统的学术性论著也极少，至今只有原觉天《现代亚洲研究成立史论》（东京，劲草书房1984年版）对满铁调查部的机构和活动做过一些介绍，但很不全面。本文主要选择20世纪30年代以来满铁对中国的几次基础性调查，以观察一下日本对当时中国的认识，这对中国人自身研究与认识这段历史也许多少有些参考价值。 一、经调会的“特殊调查”和大上末广的中国社会封建性固定论 “九·一八”事变后，满铁根据关东军的要求，成立了一个特殊调查机关——经济调查会，简称经调会。经调会实际上处于关东军的直接控制之下，故有“关东军经济参谋本部”之称。其主要活动称为“立案调查”，即政策起草和调查活动。政策起草，既有伪满基本政策，即经济统制政策的起草，也包括各个部门的具体政策的拟定，而调查活动，除了围绕政策制定所进行的调查，还有另外立项的所谓“特殊调查”。综观经调会存在的近5年间（1932年1月—1936年10月），前期以政策炮制为主，后期则侧重特殊调查。特殊调查主要是以所谓“国防资源”为首的资源、兵要和一般经济调查。这些调查大都是军铁一体，由关东军与满铁共同进行。关东军这样干的目的，是把由其占领的“满蒙”尽快变成日本实行“总力战”的构成部分，即从经济、军事方面把东北推上军国主义道路，而满铁则把这些调查说成是经调会从伪满洲国基本政策和计划的制定，转向“满洲经济的根本研究”，所以经调会相对地注意一般经济，特别是农村、农业调查。 经调会的政策起草和特殊调查项目都由关东军决定，除此之外，经调会自身和调查员个人立项的调查研究也为数不少。经调会政策起草和资源调查的成果，主要以“立案调查编纂书类”和“资源调查编纂书类”内部刊出，而经调会自身和调查员个人立项的调查研究成果，主要载体是连续出版物（注：名为《经调资料》，4年多共刊行126编，1/2篇幅为100页以下，最长者达900页。内容涉及政治、经济等各方面，但主要是关于一般经济，特别是农业。）和期刊。 经调会时期的期刊，影响最大者莫过于《满铁调查月报》和《满洲经济年报》。前者是满铁调查部的机关报，系综合性杂志，后者是经调会新创办的理论性期刊（注：《满铁调查月报》的前身是《满蒙事情》和《调查时报》，1931年9月改为《满铁调查月报》，由满铁总务部调查课主办，1932年3月由经调会接管，后由产业部、调查部接办，直到调查局时期。“月报”与“经调资料”在刊出内容上有交叉。《满洲经济年报》每年1期，经调会时期共出3期，1936年因经调会撤销而停刊，1937至1939年由产业部、调查部接办，以后改为《满洲经济研究年报》。1937年以后的年报重点是伪满经济现时动态及关内特别是华北各地经济趋势。），它“向来最着力的是：满洲社会经济结构的理论分析”，其目的当然是“为了推行我国（日本）对满国策”（注：〔日〕满铁产业部：《满洲经济综观》，1937年2月印行，第1页。）。因此，“年报”由经调会中的综合调查部门——第一部编辑，而在编辑中起主导作用的则是天野元之助和大上末广。天野主要从事农业经济研究，并注重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大上则是社会经济学研究者，理论色彩浓厚。两人不仅在编辑上而且在著述上也表现了合作，但以后的“年报”编辑显然以大上为主导。大上原来作为京都帝大的学生在上海留学时由天野介绍进入满铁。他在学生时期，既狂热学习马克思主义，又忠实地从师于国家主义法西斯学者作田庄一。他在满铁调查机关不仅宣传日本马克思主义讲座派理论，而且运用马克思主义具体地分析了中国特别是东北的社会经济结构，以及农村和农业问题，因而显现出较大的能量，成为经调会和继经调会之后的产业部时期“总是提出一些具有核心意义的意见”的举足轻重的人物。但是，人们一致公认，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对他来说无非是为当时日本当权派—法西斯势力进行决策服务的一种“方法论”。 大上等人不仅是“年报”的编者，而且是主要撰稿人。如“年报"1933年版（即创刊号），卷首就是大上末广的《满洲经济之史的考察》，文章由封建主义的形成、封建主义的崩溃和资本主义的形成等三部分构成。第二篇是天野元之助的《满洲经济的结构》，主要剖析了农村和城市两个方面的经济结构。接下来是斋藤征生的《日满经济诸关系》、小泉吉雄的《满洲经济的对外诸关系》、渡边雄二的《满洲经济危机》，以及田冈三郎、北条秀一的《满洲统制经济诸问题》等。“年报”第2、3卷的作者队伍依然如故。 诚然，“年报”所发表的论文，大部分运用了马克思主义方法，因而对于人们研究和认识近代中国社会经济的结构与性质，不无启发。惟其如此，“年报”成了1942年满铁调查部事件发生时，关东宪兵队大量逮捕满铁调查员的“罪证”之一。关东宪兵队的资料说“最先将马克思主义引进满铁调查部内的是以大上末广为中心的所谓青年将校”，并说“昭和10年版《满洲经济年报》展现了大上派的最高水平和成果”。（注：〔日〕关东宪兵队司令部警务部思想班：《满铁调查部左翼概观》，“取调参考—佐藤晴生手记摘录”（无日期记载），极秘。）可是，就在“年报”1935年版（即昭和10年版）刊出后，引起了一场影响广泛、意味深长的争论，即所谓“满洲经济”的争论。争论发端于满铁左翼调查员中西功（注：中西功，1929年入上海东亚同文书院，其间加入中国共青团，1934年经尾崎秀实介绍入满铁，1936年与中共联系从事革命活动,1938年转满铁上海事务所，同年转为中共正式党员。1939年7月参加“中国抗战力调查”。1942年因中共谍报团事件被捕入狱。）对大上末广在“年报”发表的关于东北社会经济性质观点的批评与指责。大上在“年报”1935年版的《满洲农业危机的现阶段》一文中声称：“满洲社会经济构成的基础性特征是……半殖民地封建性结构”，农业危机的“发展倾向归根结底也是……受这个国家农业的殖民地的封建性结构制约的基础”。他的“半殖民地的封建性结构”的根据是：在东北农业生产中处于中心地位的大豆的生产费成本中，“佃租和捐税等各种负担”占60%左右，因而“满洲农业再生产过程所呈现的范畴是……以实物地租所体现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大上后来虽然把半殖民地的封建结构改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结构”，但对封建性结构的主张一仍其旧。 中西功曾发表过一系列有关满洲经济分析的著述。中西功认为，大上缺乏甚至“无视”对“殖民地制”以及“殖民地”与“半封建制”的相互关系的考察，也就是“把所谓满洲国的殖民主义统治地区的殖民地的作用，从考察中抽掉了”。在中西功看来，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同殖民地化的过程同步进行的，因而极端畸型；在农业中，由于资本主义的渗透，引起了“农民的社会分化，这就是土地向寄生地主集中，而中农、贫农迅速没落和无产化，富农也几乎没有发展。这种情况，不但影响中国资产阶级，而且也决定着中国革命的性质。”（注：参阅〔日〕西村成雄《中国近代东北地域史研究》，东京，法律文化社1984年版，第243-245页。）
